而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故事则见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广清凉传》、《宋高僧传》等佛教文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唐佛陀波利译。关于本经翻译的因缘，依经首序文所载，唐高宗仪凤元年（676），罽宾僧佛陀波利至山西五台山顶礼，祈睹文殊菩萨圣容。时一神异老翁示现，曰︰“当返西国取梵本尊胜陀罗尼经，流传汉土，即示文殊师利菩萨所在。”师闻言乃重返本国。永淳二年（683）携该经梵本复至京师。高宗敕令日照及杜行译之。译成之后，存留于宫内，未流布于世。师乃请还梵本，与顺贞于西明寺再译，以供流布[2]。

由此可见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故事的出现早在敦煌绘画之前就已流传，而于阗国王和善财童子虽从现今明确可考的文献《广清凉传》为北宋1060年作品，但延一所编《广清凉传》是在唐慧祥《古清凉传》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而《古清凉传》成约成作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至弘道元年（683）[3]。因此另可结合《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译经缘起和大量于阗故事可推测，早在此前已广为流传，况且文献记载与敦煌绘画时间相差时间并不远，因此《广清凉传》所记仍可说明问题。事实上大量的归义军时期敦煌此类“新样”文殊变是与以上文献记载时间相合的。

三　画稿与壁画、绢画、版画等其它 “新样文殊” 绘画的关系

作为比较的结果，我们发现第220窟、藏经洞版画与P.4049画稿，从画面相同之处来看，都有三尊像中的骑狮文殊、驭手于阗国王、参礼的善财童子，P.4049画稿明显多出了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两身像。除此之外，比较发现，P.4049画稿中三尊像是与220窟、版画有细节的不同：

1．文殊冠饰不同，P.4049画稿中为垂花饰之高花冠较为特殊；文殊在画稿中不拿如意。

2．画稿中于阗国王一手执缰一手执鞭，另两类画中无鞭。

3．画稿中于阗国王为一老者形象，而另两类为青年形象。

4．画稿中善财童子无论从衣着、手执物、身姿等均与另两类完全不同。

5．按照常理并和在其它敦煌画稿中的发现，作为敦煌壁画底稿，只有减少经变画中人物的可能，而没有见到增加人物的情况，更何况是增加二个非常有故事来源并有真名真事的二身人物，在画稿中存在而不在壁画中表现，难以理解。

虽然一般情况下，作为洞窟壁画底稿或其它画稿，是不能过分求细的，但我们之所以对此画稿的细节作如此区别，一是因为画稿中人物的细节描绘均十分清楚，并不是其它一些画稿中那样只作特征与大概的交代，二者出发点有本质的不同之处；二是作为新样文殊画稿，因为画面人物的简单，只有本尊像，没有其它经变画那样复杂的人物关系与景物配置，因此正如画稿中显示的那样，人物是要一一详细交代的，而不是提示性的说明；三是因为通过以上对第220窟“新样文殊”与藏经洞“新样文殊版画”的比较，二者的完全一致性，表明这一造像题材人物配置的一致性与严格性，是不可以随意变化的。因此鉴于以上原因，我们还是认为P.4049《新样文殊画稿》与第220窟新样文殊及藏经洞新样文殊版画本质上的不同，由此我们并不同意荣新江与孙修身二先生认为该画稿为第220窟新样文殊粉本画稿的意见。

但是作为文殊变，综观敦煌石窟中的文殊变[4]，我们知道文殊菩萨像虽然早在西魏第285窟就有，但是作为经变画形式出现，最早是在初唐时期如第220、331、332、340等窟，文殊变的基本造像是文殊骑狮，有随从眷属并供养菩萨等人物，或与普贤变对称出现，或单出。到了盛唐时代，如第148、172二窟为代表，文殊变与普贤变对应出现，第148经变画中文殊骑狮，牵狮人昆仑奴出现，并在前侧出现一礼拜僧人形象，同时文殊菩萨像身光光芒，整个人物均画在流云上，与第220窟新样文殊有相似之处。第172窟经变画造像比第148窟有更多的人物出现，为以后大型文殊变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到了中唐是文殊变成熟到成型的时期，基本特征是文殊骑狮，有牵狮昆仑奴，前有供养小菩萨，二侧或后部有供养菩萨并天人神众作为随从眷属，画面间山水云彩的表现也较为丰富，而且文殊变一定是与普贤变对称出现，二主尊一定是相对而视，其中如第112、231、159、200、榆林窟25窟等具有代表性，同时这一时期配合文殊变的五台山图屏风画也出现了，如在第159、361等窟。到了晚唐时期，文殊变的基本特征是与中唐相一致，延续了前期的形式，只是随从眷属显得更多了一些，如第9窟等，应该说晚唐的敦煌文殊变已经成为定式。这种定式也发展到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代表洞窟为第100窟。只是这一时期以第220窟为代表的新样文殊的出现，表明了另一种形式的文殊图像的流行，在藏经洞绘画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同时在榆林窟第32窟较为特殊的文殊变中也有表现。

作为对比，对P.4049白描画稿中的造像内容与敦煌石窟中的文殊变造像进行比较，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二种不同形式的文殊变，正如敦煌文物研究所对第220窟新样文殊之“新样”的解释一样，二者的区别是明确的。因此即使我们比较发现P.4049与第220窟新样文殊并藏经洞新样文殊版画有所不同，但是联系比较敦煌石窟中的文殊变，还是表明P.4049画稿作为“新样文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此“新样”与220窟之“新样”或许有一定之区别，则完全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