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大乘佛教佛性论的发展从五性各别（一阐提不能成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最後到草木成佛，可说发展到了顶点。所谓「一佛成道，观见法界，草木国土，悉皆成佛」，（注34）如此的佛性观，不但使人类对无情世界的草木国土不再以万物之灵的征服者自居，更使人对有情世界的其他众生平等视之，而将自然界视为「生命共同体」。建立在无情有性的佛教自然观，与现代西方发展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comy）、「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其思想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许多倡导生态保育者曾受佛教影响，很值得深究。以下探讨「深层生态学」、「环境伦理」等的意义，这些含哲学性的生态新观念，是生态保育很重要的理论基础。

贰、深层生态学

　　二十世纪後叶，有二股生态保育运动产生一者是实际的环境保护运动，例如各种污染的防治、动植物的保护等，二者是从形上学、认识论、宇宙论、伦理学等建立生态保育的哲学理论基础，这套理论有人称它为「生态哲学」、「基础生态学」（foundational ecocomy）、「新自然哲学」（new naturalphilosophy）、「大地伦理」（land ethics）等，不过还是以「深层生态学」（deep ecocomy）最为通用。
　　西方环境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的形成，乃因应生态环境的各种危机，包括自然环境的破坏、空气和水的污染、动物濒临绝种等。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知识份子等面对这些生态危机，从问题的根本加以反省後，将问题的症结归诸於西方文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anthropocentricworldview）和自然观，而这二种看法则源自基督教的教义，於是他们开始严厉地加以批判（注35）。其中最有名的和最常被引用的批评，当属历史学家怀特（Lynn White）所写的一篇「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
　　怀特指出基督教的自然观基本是二元的人与自然是「主」和「属」的关系，圣经的「创世纪」中上帝付於人对於自然界中其他生物及事物的绝对支配和控制权（注36），因此，在人与其他万物之间划下一道主仆关系的鸿沟，激起人类最大的剥削性和破坏性的本能（注38）再者，当代西方批评家赫胥黎（A。Huxley）也曾说过
　　「比起中国道家和佛教，基督教对自然的态度，一直是感觉迟钝得令人惊奇，并且表现出专横和残暴的态度。他们把创世纪中不幸的说法当作暗示，因而将动物只看成东西，认为人类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任意剥削动物而无愧。」（注39）
　　总之，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今日生态困境的根源，出自於基督文明视人类为万物主宰的「唯人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世界观，而其解决之道就是要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和责任感，於是他们纷纷向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寻求答案。怀特就曾说
　　「我们如何对待自然环境，完全根据我们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多的科技也无法解除目前的生态危机，除非我们找到个新宗教，或重新审视我们原来的宗教。那些富改革性的比克族（beatnik）对禅佛教即有强烈的认同。」（注40）
　　「比克族」是指五○年代的一些美国人，因对西方的物质文明的不满和失望，转而追求东方思想和宗教，他们深受铃木大拙、瓦特（Alan Watts）等佛教学者著作的影响，尤其瓦特的名著《自然，男人与女人》（Nature，Man andWoman）使他们对大自然和人类的关系有另一番的看法。
　　当环保运动开始後，曾受佛教影响的环保人士中，提倡最力和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诗人斯尼德（Gary Snyder），他广读铃木的著作，与瓦特有深厚的友谊，并且在日本习禅十年。斯尼德以佛教教义和美国印地安原住民的自然观架构他的生态伦理。他说「草木和动物都是人（people）」，就像人有人权，斯尼德提倡自然界的一切万物也有其基本权利，如动物有「动物权」，草木有「草木权」，他也相信草木有「解脱的潜力」。为了表达他的环保理念，斯尼德仿照《法华经》中的偈诵文体写了一部含环保意识的经典，题名为〈苏莫基熊经〉Smokey the Bear Sutra（注41），经中的大日佛化身成为执金刚杵的苏莫基熊，象徵捍卫环保的战士。
　　艾肯（Robert Aitken）也是一个习禅的生态学家，他认为「人类和非人类（non－human）的万物之间不应有隔阂，一切众生，包括草木皆处於开悟的过程中」。在他的环保伦理观中「瓦石和云都有其生命权」，人类必须与万物建立亲蜜关系，要如此的话，人必须先做到「忘我」和「无我」，才能敞开心胸容纳万物。（注42）
　　另一位美国学者拉斐尔（William LaFleur）连结了大乘佛教对自然的尊重与现代环境伦理的观念，写了一篇论文──〈西行与佛教的自然价值观〉（注43）。他在论文中讨论草木成佛论在中国和日本佛教的发展，并且对日本和尚西行的诗文中给予草木生命人格化的描述，有详尽的分析。拉斐尔指出「草木有性」在中日佛教历史发展中一再地被讨论，由此可见佛教对无情的自然界的重视。佛教不但认为草木瓦石自身有性可成佛，甚至能对有情众生产生启悟的作用，如禅宗所讲的「无情说法」。无情有性和无情说法，可谓是对自然界最高的尊重，与现代人剥削和破坏自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环保运动和生态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大乘佛教教义的影响，例如众生平等思想，草木瓦砾有情，华严宗圆融无碍的机体哲学，禅宗强调的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等。事实上，要建立环境伦理学和生态哲学，一方面必须反省西方传统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另一方面则有需要吸沙方宗教中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而佛教自然观最高的发展──无情有性，当可作为建立现代生态哲学的启发。以下介绍二位建立生态哲学的先驱，他们的思想很多地方与佛教的自然观不谋而合。
　　近代西方提倡生态保育的始祖当属李奥波（Aldo Leopold1887－1948）（注44），他的经典之作《砂地郡历志》（A SandCounty Almanac）（注45）被生态保育界奉为圣典。李奥波对环境保育的最大贡献在於其对大自然的观察、研究和热爱，构思出的有异於传统西方思想的大自然哲理，而《砂地郡历志》中的〈大地伦理篇〉（Land ethics）正是表达其思想的佳作。
　　李奥波将伦理关系分成三个层次（注46）
　　第一种伦理含盖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例如仁、义、礼、智、信等。
　　第二种伦理有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金科玉律使个人与社会合而为一；民主主义则使社会组织和个人产生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