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踏访圆仁的足迹，寻找到大兴善寺时，现任住持界明法师指着一块石头对我说；“石碑树立的地方就是圆仁生活过的地方。”那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历史没有死，它就活在我们的心里，而一千多年前的圆仁法师就像在我们的身边一样。
　　界明法师又带我参观了新建的双阁。双阁建在寺院西面的一座土堆上，两座阁分别象征中国和日本的深甚法缘和友谊，而寺院的山门依然保留了盛唐时期寺院建筑的大唐遗风。
　　后来，圆仁法师去了长安的左街功德巡院，请求能够居住在其它寺院，这样他就被皇帝赐住资圣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唐朝著名寺院了，我找到这个地方也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我很想知道圆仁在长安生活的环境究竟是怎样的？因为当年圆仁就在这里生活了5年。资圣寺如今是一个居民生活区，狭窄的民居修建在建国门外面明朝城墙的旁边，早已看不到它与寺院有什么关系了，可是当年的长安佛教却是那样繁荣兴盛。
　　唐朝时期来中国的留学僧很是不少，例如：当时在长安青龙寺学习的有日本真言宗著名高僧空海和尚，后来的圆珍、圆载、真如、宗睿等曾在青龙寺学修佛法。这个时期的唐朝佛教，尤其是在长安，特别崇尚和流行密宗。当时善无畏、一行译的《大日经》，金刚智弟子不空译的《金刚顶经》，善无畏(即输波迦罗)译的《苏悉地经》等都是学修密教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受到了许多僧人的高度重视和青睐。
　　圆仁在长安期间，还拜访了青龙寺的法润、义真，大兴善寺的圆真、文悟，玄法寺的法全，大安国寺的元简等印度和中土的密宗大德，并与他们讨论了许多密宗的义理问题。
　　那个时候，唐朝佛教宗派并没有严格区分，僧人们可以在长安的七大寺院里向不同的高僧大德学习请教，每个寺院都有自己的传承特点、严谨踏实的传道授业传统，学术气氛很浓，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唐气象。
　　公元841年5月3日，圆仁在长安从大兴善寺高僧元政接受密宗特别的灌顶仪式，被称为“十三重灌顶”，受学金刚界曼荼罗；后来他从青龙寺义真受胎藏界密法，学习《大日经》中的“真言印契，并真言教中秘密法要，受苏悉地大法”；从玄法寺法全受胎藏界密法仪规，还向来自南印度的宝月三藏学习悉昙(梵文)。在此之前，圆仁还跟净影寺惟谨法师学习过密宗，与五台山的达志、玄鉴以及醴泉寺的宗颖法师一起传学圆教止观教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圆仁拜访师学过的高僧很多，这也使得他的佛学水平得到了很快的提高，同时广泛的学习和接触也使得圆仁对长安佛教寺院以及大唐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和认识。
　　圆仁在长安除了参加重要的佛事活动外，就是抄写最新翻译出来的佛经，并收集各种教法经论章疏584部802卷，在此期间，他还随密宗高僧们学习绘制密宗金胎两部曼陀罗画像，以及收集其他诸尊曼陀罗、佛教高僧画像、舍利、道具等多达59种。
　　圆仁在长安学习了5年之久，长安城中的许多著名寺院道场都留下了他求法的足迹。他也随时向青龙寺、大兴善寺、大慈恩寺的印度或唐朝高僧请教疑难问题，并与唐朝僧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在圆仁的日记里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佛牙舍利。可能在圆仁的思想里，最珍贵的佛舍利就是佛牙吧！按理说长安供奉的舍利应该是佛指舍利，但日记里是这样记述的。当他快要离开长安时，武宗皇帝崇信道教，因而佛教徒的景况越来越坏。
　　圆仁是唐开成五年八月到达长安的。当时武宗已经即位，第二年改元会昌，开始实行尊崇道教、贬抑佛教的政策，圆仁恰好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圆仁当时已经预感到了佛教将要遭受的命运，比如842年3月3日，唐朝政府首次颁布诏令，禁止寺院收留没有长期户口的游方僧人，禁止剃度男孩子成为沙弥；5月，长安所有的外国僧人都受到了检查；10月，所有行为不检的僧尼全部还俗。由于当时唐朝与崇信摩尼教的回鹘开战，长安的摩尼教徒都遭到捕杀。对于圆仁这个日本僧人来说，长安的生活越来越危险。对圆仁打击最大的是843年7月，他的弟子惟晓病逝。844年3月，皇帝又颁布不准供奉佛牙舍利(应是佛指舍利)的诏书，减少了去佛教圣地朝拜的活动。当年8月7日，圆仁正式向唐朝官府提出回国的申请文书。
　　为什么要灭佛呢？我想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武宗皇帝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考虑，决定清除佛教。圆仁在他的日记里说得更直接：“今上偏信道教，憎嫌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因此憎嫌僧尼。”如关闭寺院、把盂兰盆节的供养抢夺后送给道观等。圆仁日记记述了公元844年不断升级的对各地佛教徒和寺院的迫害过程。

灭佛与回国

　　公元845年4月(会昌五年)，唐武宗开始了大规模灭佛运动。皇帝下诏令天下僧尼一律还俗，国中所有僧人的生活一落千丈。许多僧人四处奔逃，各自避难。5月14日，在一片灭佛的杀气和混乱中，圆仁和他的弟子匆匆离开了这个曾经是那么宽容开明、繁华鼎盛的都城——长安。
　　圆仁蓄留头发，当然也不可能穿着僧服。有一个细节非常重要，今天日本天台宗僧人们胸前挂有一条不太宽的带子，就是为了纪念圆仁当年不能穿袈裟时，将袈裟叠成细长条的带子系于胸前，称为“轮袈裟”。袈裟尽管变成了带子，但它代表了圆仁虔诚信仰的决心——只要身上还有那条带子，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今天日本各宗派僧人的僧装都受到了圆仁的影响。
　　对我来说，阅读圆仁日记，或是踏寻圆仁的足迹，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行路的过程就是加深理解圆仁日记的过程，也就是了解认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过程。他的日记有许多感人的地方，有一个情节至今仍令我十分感动。圆仁从长安逃到洛阳已经是6月，在郑州他遇到了在长安就认识的一个叫辛久昱的官员朋友。日记写道，他“在长安长供饭直，情分甚殷勤。今在州相见，悲喜交驶，存问至厚。”这位姓辛的官员邀请圆仁去他家用斋，叙谈分别后的事情，分手时又赠送礼品银两。6月9日，圆仁离开洛阳前往开封，已经走出15里路后，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官员又骑马追了上来再次惜别。他们在路边的茶馆喝茶畅谈，临别时这位官员对圆仁说：“吾国佛法即无也。佛法东流，自古所言。愿和尚努力，早到本国弘扬佛法。今日一别，今生中应难得相见，和尚成佛之时，愿不舍弟子。”我每次读到这个送别情节都非常激动，它饱含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和人情味。
　　从圆仁离开长安到他回国花了两年的时间，期间他目睹了全国各地佛寺被毁的残败景象。如说：“扬州城里僧尼正裹头，递归本贯。拟拆寺舍，钱物、庄园、钟等官家收验。近敕有牒来云：天下铜佛、铁佛尽毁碎，称量斤两，委盐铁司收管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