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曼荼罗尽管早已经出现，却被真言密教赋予了一种异于以往（包括佛教的其他门派在内）的内涵的特殊意义和地位。这在空海学术中亦复如是[3]。

另外，曼荼罗还和古代印度人崇拜天文星象不无关系，这一现象实际上也基本符合人类中其他民族处于原始蒙昧状态时的情形，古代印度人往往以为圆形代表太阳，半圆形则代表月亮。这种思想后来虽然不为原始佛教所继承，可是密教所采取的态度似乎却不同，其典籍中的“妙见曼荼罗”、“星曼荼罗”云云，便可以为证。譬如，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里即有诸比丘依佛所说洗钵处作圆形曼荼罗的记载：

居士见已，咸作是言：“诸释迦子供养于日？”世尊（向诸比丘）告曰“不应圆作”。时诸比丘作曼荼罗形如半月，居士复言比丘事月，佛言：“坛有两种，一如矟刃，二如瓮形，或可随彼水流势作。若作日月形曼荼罗者，得恶作罪；若为三宝，随何形势，悉皆无犯。（卷三）　　

　　这段对话告诉读者，就古代印度人而言，圆形曼荼罗象征太阳，它用来祭祀日神，半圆形曼荼罗则象征月亮，它用来供奉月神。但原始佛教却不同意这一做法，排斥各种形状的曼荼罗。我们对于这样的现象，不应该感到迷惑不解，因为释迦牟尼在创立原始佛教时，有意识地对于当时存在的许多思想、仪轨予以排斥。　　

原始佛教之后的密教（中间经过了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却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态度，吸收了星宿信仰。请看空海本人制作的佛教信仰宣言《三教指归》的序文，在谈及他自己的修行生活时，说道：“爰有一沙门，呈余《虚空藏闻持法》[4]。……谷不惜响，明星来影”。其中的“明星来影”，就包含着星宿信仰，“明星”即为星宿信仰里极为重视的太白金星。众所周知，中国唐朝的大诗人李白的字，就是太白。　　

空海《秘藏记》[5]里还有类似的记载：“四种坛法：一，息灾法。取白月[6]日月水木等曜及和善等宿，初夜时起首。行者面向北方箕坐，以右足踏左足上，即观自身遍法界成白色圆坛。……实相观……声字实相逆顺往返观想，言声者口诵字声，字者观字体，实相者观字义。了唯一向观月轮周遍，良久以后月轮周遍法界。俄须忘身与月轮专住，无分别智。然后为利众生，住大悲门出观，卷缩月轮，收敛自心”。引文里的“息灾法”，指的是密宗里为了灭罪除障害以及消除天变地异、兵火、饥馑、疾病、横死等灾害而进行的秘法。大体上讲的是，选择从一日至十五日的日、月、火、水、木、金、土等七曜之日，以及和善等二十八宿之日，并自下午的六时至九时（初夜）的时候开始。实践者面向北方箕坐，把右足放在左足上。于是进行观想，自身遍于法界（真理的世界）而且成为白色的圆坛。空海在这里已经很明显地将坛法中的“息灾法”和星宿信仰相结合，并且这还是密宗里非常重视的修行法则——密宗不仅仅重视佛经的字面意义，同时还强调实际的修行。　　

日本文献里有关星宿信仰的记载，最早见于《记纪》之中的恶星香香背男。由于星辰对于海洋民族非常重要——他们需要由此确定航海时的方位；对于农耕民族亦复如是——他们为了便于耕种需要以此确定季节的变化，于是星宿信仰就产生了。今日还能够发现一些星宿信仰的痕迹，例如福冈的王塚古坟、高松塚、大阪四天王寺的（北斗）七星剑、正仓院御物的仗刀等。福冈的王塚古坟的壁画的红色背景上，绘有黄色点状物，可能是星宿；高松塚壁画的星宿图，属于奈良时代初期的作品，据说比高句丽古坟的壁画的星宿图更符合规则；大阪四天王寺的剑镶嵌着北斗七星，制作精巧，从剑的形制来看，应是古坟时代末期的遗物。这些事例说明，星宿信仰在古代日本有一定的基础，并与空海学术中讲究“星曼荼罗”的思想存在某种一致性。进一步说，古代日本存在产生“星曼荼罗”思想的文化语境，或者说“星曼荼罗”思想是在古代日本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　　

《宿曜经》在空海学术中，也同样被视为一部重要的密教典籍，它最初是由空海自中国带回日本的，以后就和日本其他的星宿信仰相并列，对于古代日本的政治、宗教、文化、民俗等诸多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密教对于星宿信仰采取了和原始佛教相异的态度，并且还具体地摄取了中国道教的一些内容。事实上佛教自传入中国不久，在理论上即和道教相互糅合，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水火不容。换言之，佛教在中国的发端之际，就吸收了道教的内容。正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言曰：“佛教自东汉来华以后，经译未广，取法祠祀。……已与汉代黄老之学同气。而浮屠作斋戒祭祀、方士有祠祀之方。佛言精灵不灭，道求神仙却死。相得益彰，转相资益。……桓帝并祀二氏（佛老），以祈福祥……”。前哲对此多有论述，故在此毋庸赘言。　　

那么，《宿曜经》里的所谓“宿曜”是什么呢？具体而言，它是二十八宿与七曜（日月五星）的合称。在此之上，再增加十二宫，测定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定吉凶，由诞生日来判断人的一生的命运。虽然宣称是在印度制作，而经唐朝的不空和尚翻译，然而根据前面提及的它具有强烈的糅合中国道教的色彩来看，原作于印度的可能性甚微，在中国撰述的可能比较大。本来，儒、释、道三家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在斗争时吸收论敌的一些东西，在中国思想史上此类现象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