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阿底峡的无上瑜伽密教思想曾受到过他的西藏弟子仲敦巴的谏止，他对“菩提心”的重视目的在于调停显密之间的冲突，这番苦心可谓当时密教者身上的共同的特征。

　　玛尔巴　噶举派被称为密教的双璧之一，创建者为塔波拉杰，但渊源出自玛尔巴和米拉日巴。玛尔巴本名却吉罗追，出身于山南地区的封建农奴主家庭，幼年时向卓弥大师学习梵文。他曾三度游学印度，向那若巴、弥勒巴等著名密教者学习。《大藏经》中有数量很多的关于《胜乐怛特罗》的注释书和成就书，署名为玛尔巴之作，但属他人之作的可能性很大。他自身整理的著作并未传下来。因此，想完整地再现他的密教思想非常困难。噶举派的教义重视“大手印法”和“那若六法”。在考察玛尔巴与麦陀利巴的关系时可以看到，那若巴与麦陀利巴皆属于11世纪前半期的密教者，二者与《时轮怛特罗》是否有关尚无确说，但他们无疑都属母系怛特罗。那若巴作为“超岩寺六贤门”之一，被看作是北门的守护者。然而，与他同时代、占对等以上位置的麦陀利巴（别名为阿德巴亚巴吉拉）被有意识地排除在外，原因是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最终成为了一名实践的密教者。从传统的波罗密道教义来看，麦陀利巴所写的《真理的宝环》一书依据的是中观派中“一切诸法无住派”的理论，其影响涉及的范围甚广。

　　虽然如此，由于他在包含了性瑜伽在内的无上瑜伽的密教实践方面本领超群，据说甚至连超岩寺实力最大的拉陀那卡拉香提（香提巴）也未敢轻视这个旗鼓相当的对立者。

　　通过阿底峡和玛尔巴，本文对印度后期密教，特别是母系怛特罗传入西藏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11世纪印度迎来了无上瑜伽的最后一个高峰，但不能忽视的是，正是由于阿底峡传仲敦巴、玛尔巴传米拉日巴及其后的塔波拉杰·索南仁钦，才使各宗派得以确立。可以说这些传播者试图通过显教成分的导入，努力使印度密教中的过强的个人色彩多少变得缓和一些。相比而言，印度密教的个人影响力很强，尽管如此，却没有形成宗派或教团。使密教宗派化的功绩应归属西藏僧人，这或许是因为密教与特定的氏族相结合而获得的助力导致了这一结果。

　　五、玛尔巴以后的西藏密教

　　新密教或称新译密教不仅影响了噶当派及噶举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萨迦派和息结派。在新密教兴盛的11世纪，印度的后期密教大量传入西藏。在考察其后的密教发展流脉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二三个显著的对应特点：

　　第一，从数量到内容，在广泛的领域内对密教经论进行了分类，这些分类整理的成果可从一部分怛特罗中观察到。印度的密教者，比如佛陀密、阿底峡等都创造了各自不同的分类法。在西藏，宁玛派有九乘分类法，布顿创立了四分类法，它后来成为密教论说的坐标轴。

　　再者，布顿创立了夏鲁派，又称“布顿派”，他对密教理论具有精深的理解，在西藏密教教学的道路上留下了不朽的足迹，特别是《驶入瑜伽怛特罗之海的船》和《时轮史》等瑜伽怛特罗以及各种对《时轮怛特罗》的解说。另外，《怛特罗概说》、《开启秘密之门》等密教概说书都给予后世极大的影响。

　　第二，不仅在密教的内部范围，而且在佛教整体的范围内都确立了密教的地位。有史以来，学术界对佛教史上有关密教的评价各持己见，虽然在此我们无法对这一问题作详尽的论述，但可以肯定地说，密教确实包含与佛教相异的因素。因此在包括无上瑜伽怛特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密教最后完成的时间里（10～11世纪），在印度，关于传统佛教（波罗密道）是如何与新兴密教（真言道）的复合成分发生联系的问题，以及如何重新对佛教作出全面整理等问题，都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前文提到的麦陀利巴的《真理的宝环》，拉陀那卡拉香提的《三乘建立》以及作者不详的《善说集》等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包括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也是在同样的目的下写成的。

　　在论及印度和西藏的显密关系时，特里毗塔卡玛拉所作的《三理趣灯明》中的几句话常被引用：

　　即使是抱有相同目的者，因为没有昏迷，方便诸多，又非难行，只要根机优异便为有资格者。所以真言论典更胜一筹。

　　《善说集》将这段话奉为圣言，并将中观归谬论证派所说的“空性”定义为般若。因此真言论典根据个人的志向将生死次第和究竟 次第区别开来的理论包含了更多的方便。在这里，“方便”被认为是后半部密教的特征。通过将般若和方便的合一，而完成了密教的统一。

　　众所周知，关于特里毗塔卡玛拉的四句教判，西藏佛教的集大成者宗喀巴及其后继者还有宁玛派的代表人物们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作过详细的论述。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真言道次第广论》这两部著作无疑是针对显密之间的关系而作的。

　　第三，关于根机的问题。这一问题与显密对比论有着相应的关系。关于怛特罗中“根机”的问题，应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教中有名的兽性、勇性和神性的所谓三性说，佛教有笑、视、握手、拥抱等四种行相，简而言之，只在字面意义上理解密教理论的愚钝者必专注于所作、行仪等低层次的怛特罗，与此同时他也有可能向一尊瑜伽的高度提升。另一方面，具备相当理解力与意志力的人在一尊瑜伽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获许参与以性的成分为特征的无上瑜伽密教的实践。但是，从代表母系怛特罗的《嘿金刚怛特罗》（又称《大悲空智金刚王经》）中可以了解到，在秘密、般若等以性瑜伽为特征的第二、第三灌顶之后又设立了性力思想浓厚的第四灌顶。《善说集》中“智印”一语反映了印度密教中已经确立起来的精神的女性原理。然而，在性力思想并不显著的西藏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深刻。就性的风俗习惯而言，只要人仍属动物的一种，性便是无法忌避的实际问题。因此，一旦轻易地接受了性力思想的影响，它便会迅速地向民众阶层渗透。但是，这是否牵涉到本质性的问题还另当别论。

　　上述三个特点是12、13世纪以后西藏密教的主要特征，不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特征是在印度密教的土壤中孕育萌芽的。

　　在西藏，对无上瑜伽密教的教理和实践重新作出解释的是格鲁派。自宗喀巴始，格鲁派为重建正统的佛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宗喀巴是西藏佛教的集大成者，他的登场使西藏密教脱离了一味地承袭印度密教的轨迹，建立起西藏独自的密教体系。关于他的生平，著述繁多，最翔实的该属一世班禅克珠杰·格勒巴桑撰写的《宗喀巴传》，在此恕不赘言。宗喀巴的最显著的业绩是将显密二宗作为相互补充的体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西藏佛教虽人才辈出，诸如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布顿等。但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学问只是以显教为中心，而布顿明显将重点放在密教方面。另外，即使同为密教者，擅长“究竟次第”系统瑜伽的密教行者重神秘体验而轻“生死次第”；显教的学者虽精通“生死次第”，但究明“究竟次第”之奥义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