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赞干布去世后，两代赞普因忙于内部平乱和对外征战，无力顾及发展佛教。到赤德祖赞时，虽有建寺、迎僧、译经等兴佛事宜，但王室内政治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本教权臣竭力从政治上防范佛教势力危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以天灾人祸为借口，有效遏制住了佛教的发展势头。公元710年，大唐王朝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大唐王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赤德祖赞死后，其子孙赤松德赞年幼继位，一批崇本反佛的顾命大臣乘机使用“清君侧”的计谋，发起了驱僧事件，史称第一次灭佛运动。直到赤松德赞成年后才同信佛大臣密议设计剪除了反佛势力的代表人物，并在特定时期内以普遍性为根据来迫使传统本教大臣让出一些文化阵地，为移植印度、中原佛教文化开辟了道路。当然，赤松德赞的倡佛与他从小耳濡目染中原佛教和文化以及他母亲金城公主的影响有一定的瓜葛。赤松德赞出于吐蕃王朝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决心大力弘扬佛教，他下诏规定，一切臣民都必须奉行佛教，并派人前往尼泊尔和大唐帝国迎请印度佛教自续中观派显宗大德静命大师和中原佛教禅宗大德良王秀、文素等高僧轮流入藏传教。静命大师等入藏后四处宣讲“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法印”、“十善法”、“十八界”等佛教基本知识。本教势力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不断以本教文化的正统性和特殊性为武器，抵制佛教文化的强力渗入。静命大师等佛教显宗大德面对本教势力的强力较劲，传教工作难以为继。为了使佛教重新光复雪域藏地，他们说服藏王从印度迎请佛教密宗大德莲花生大师，企图通过密咒和幻术等以毒攻毒的办法来彻底突破本教势力的防线。然而，文化毕竟具有融合功能，有自我调节和自我整合机制。莲花生大师抵达雪域藏地后，针对以往一味采取对抗的态度，结果每每都导致事与愿违的状况，为了使佛教真正能够在雪域藏地落地生根，他因势利导，采取“佛体本用”等迎合雪域藏地社会风尚和风俗，兼容雍忠本教等藏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借用本教的巫术、祭祀、盟誓等基本仪轨，以本教的形式附会宣传佛教的内容。且还把本教众多溶入民俗的神祗都收归为佛教的护法神。以宗教学的理论来分析，这实际上是按照共存结构的要求主动将佛教本土化和民族化，以换取佛教在雪域藏地的存在。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文化上的改造，使佛教文化越发带上了本教文化的特点，加之以念咒、幻术等具有强烈神秘色彩和原始气息的密宗与雍忠本教密法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就比较容易地被具有本教文化心态的广大藏民所接受。当时广大藏民，对这些收归在佛教寺庙里的本教神祗倍感亲切，这样佛教也就在这些本教神祗的“护法”下，在雪域藏地这片本教文化的土壤上落地生根了。仿印度古庙阿敦达波日寺而建成的桑耶寺，就是佛教与本教交融后的第一个标志性建筑，它是第一座藏传佛教的佛、法、僧三宝道场。该寺的主殿为金顶三层楼阁，象征须弥山。第一层楼阁按象雄建筑模式，塑像以吐蕃人的面容出现；第二层楼阁按唐朝建筑风格，塑像以中原人形象出现；第三层楼阁为印度式建筑，塑像以印度人形象出现。由此可见，藏传佛教从开始就表现出了融合多元的特色。桑耶寺实际上是对藏族、汉族和印度斯坦族三种宗教建筑文化水乳交融的最好诠释。它不仅是印度、中原佛教文化和雪域藏地传统宗教文化交融共生共荣的“活化石”，而且还是藏族历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庙，首批剃度出家的“七觉士”就是从这里登坛受戒，开始他们普度众生的生涯的。由此标志着雪域藏地从此建立了以藏族为主体的佛教僧伽组织。此外，一批高僧大德广译佛教典籍，显密经论，大体具备，且还著书立说，以佛释本，援本入佛，逐步调和佛本矛盾。至此，佛教在吐蕃形成燎原之势，影响更加广泛。佛教问鼎雪域藏地的成功，说明它必然有着能被藏族固有传统文化所容纳和改造的因素。藏族正是在以本教文化积淀和佛教文化积淀作为其主体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藏民族的个性带有哀婉之情、悲壮之美的英雄主义精神；既虔诚、自律，又有使命感的宗教情怀；既严格又天真，既理性又感性，既豪放又精细，既世俗又有精神的审美乌托邦气质。如果能够这样去了解藏传佛教文化的个性，就拿到了开启藏民族文化心灵的大门的钥匙。

　　牟尼赞普继位后，佛教持续发展。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当政时，王室兴佛达到顶峰，僧人参加吐蕃政治，大小朝政业已由佛教上层人物决定。行政制度也以佛教经律为准则。至此，初步藏化的佛教正式登上了吐蕃王朝的政治舞台。赤祖德赞过度崇佛，主要意图当然在于摆脱本教势力的羁绊，巩固吐蕃王朝大一统，但造成的副作用，是激化了本教贵族与王室成员、平民百姓与佛教僧侣的矛盾，引起了本教压力集团的强烈不满，公元836年赤祖德赞左右的本教幕僚乘其酒醉而缢杀之，并当即拥立郎达玛为赞普。郎达玛继位后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对佛教文化进行了大规模、大面积的清除，史称为雪域藏地第二次灭佛运动。郎达玛灭佛标志着佛教“前弘期”的终结。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称之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实际上是外来的佛教文化在雪域藏地“嫁接”、生根、成长，而同己在当地拥有深厚土壤的本教文化相互调适和相互整合的时期。所谓的佛本之争，究其实质是吐蕃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权力之争，本教和佛教这两个壳，只不过被相互斗争的统治集团利用来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其实，佛教文化进入雪域藏地以后，就迎合藏族传统信仰心理惯性，主动地同本教文化相互调适、相融合，用人们较为熟悉的本教神祗作为佛教文化的护法神，因而才使佛教文化的种子逐渐撒播到了本教传统文化的广袤土壤上。这种“融合”在文化交流史中实是颇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每个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总是按照本民族文化传统认知方式和态度，惯性地理解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要素，并赋予它以新的文化内涵。外来文化的传播，往往又同宗教的传入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传入雪域藏地后，为了适应本教文化环境，缓和广大百姓的抵触情绪，竭力与传统本教文化攀亲结缘，在佛教寺庙四门画“?”以娱本教徒，画“吉祥网络”以娱平民；许多本教文化的仪式被糅合进佛教文化仪式中去，许多本教文化溶入民俗的神祗被请进佛教寺庙，作为佛教的护法神，受到善男信女共同奉祀。佛教采取依附本土文化主流的手法，渐渐博得了广大本教徒的好感，这无疑为佛教文化在雪域藏地本教文化的土壤上的落地生根，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藏传佛教“前弘期”实际上是外来的佛教思想在多元文化融汇和多向思想演化的历史潮流中，日趋民族化、本土化的历程。郎达玛的“灭佛”，表面上看是对前任赞普过分“崇佛”的逆反，但究其实质却是统治阶级内部历次斗争所反映的吐蕃王朝末朝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总激化。吐蕃王朝也正是在这种名为宗教斗争，实为政治斗争的内讧中元气大伤，以致土崩瓦解的。郎达玛的“灭佛”既没有促使本教政治势力卷土重来，也没有促使佛教势力一蹶不振，反而促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更趋圆满。雪域藏地文化交融内涵的这种深度，或许只有见过岗底斯山冈仁波齐雪峰，望过黄河和长江源头的人，才能有所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