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转世制度是噶举派和格鲁派的寺院僧伽集团为解决其宗教首领的继承问题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传承制度，在宗教史上是一个创举。它以佛教三身学说的理论和本教灵魂不死的观念，与寺庙经济利益相结合，并同世俗的制度巧妙的结合起来。格鲁派禁止僧人婚娶，取消了僧人父子、叔侄世袭法位的制度，藏传佛教各教派竞相沿袭，从而使这一理论和制度更加完善，各教派亦形成了各自的活佛转世系统。由此可见，藏传佛教无论在形态和方法上，还是在理论系统上都存在着不同于印度和中原佛教的特点，这种变异植根于雪域藏地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土壤，来源于地域生活环境、民族的心理素质、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例如寺庙佛塔建筑风格，佛像的造型色调、供仪礼乐、规章制度、饮食、服饰和学修生活方式、宗教习俗和信仰心理等方面的不同差别。同样的观世音，在藏传佛教中是慈悲尊严的男性，而在汉传佛教中却变成了清秀庄重的妙龄女子；同样的弥勒，在藏传佛教中只有佛和菩萨两种形象，而在汉传佛教中却多出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大肚罗汉”形象。至于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的藏传佛教的密宗佛象在汉传佛教的寺庙中是找不到的。实践证明，民族性质愈多的宗教或宗派，能较持久地兴盛不衰，而民族性质愈少的宗教或宗派，则很快便趋于衰落。

　　藏传佛教的来源，基本上是依靠传译和讲习印度和中原佛教经论为媒介的。藏文的创制与翻译佛经的需要有着内在联系的。《藏文大藏经》纂辑于13世纪，是藏传佛教最殊胜的经典。其内容，是由佛教初传起至明、清时代一千年左右翻译的佛经，与历代高僧撰述的论疏的汇集。《藏文大藏经》主要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为佛说部，所收录的为经、律及密经；《丹珠尔》则是诸大师的论疏，其中收录释经论、中观、瑜伽诸论及雪域藏地高僧大德的重要概述。《藏文大藏经》卷帙浩繁，堪与《汉文大藏经》并比，其经文多由梵文直译，故对照汉、藏两种译本，能知佛典梵文原典之原义，而获得印度佛学的原貌。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属大乘佛教，显宗方面的教义理论基本经典也大致相同，都是以《大般若经》为主。从道理上讲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共同点，但实际上却不然。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共同遵循的经典虽然相同，但对经文的解释和教义的理解方面却自成一家。汉传佛教属于显宗佛教，在汉文佛经中只有事部和行部的两三种密法译本，其余全部是显宗经典。就连禅宗也是显宗的一个派别，虽然有“禅密”之称，但也算不上密宗。而藏传佛教是显密结合的大乘佛教，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共有佛教经典译本779种，其中密部经典398种，占51％，《丹珠尔》部共有印度高僧的著述2337种，其中密典有1747种，占75％。藏传佛教历代高僧的佛教论著不下几十万种，其中70％以上是密宗著述。因此，《藏文大藏经》具有相当重要之价值，为研究东方思想和文化不可或缺之珍贵资料。当然，大德高僧在获得印度和中原佛教典籍后，还要学习研究，加以融会贯通。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藏族的语言特点和思维特点也就直接影响到对印度和中原佛教的理解和接受，从而引起佛教学说的种种变异。藏族的语言和思维，一方面既限制了佛教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又吸收和消化的这种外来思想，并创造出了数以万计的藏传佛教新词汇，且这些宗教新词汇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得越来越普遍，由此说明佛教与传统观念已深深地融合在这些佛教新词汇中。外来的佛教经过藏文翻译的传播，而被消融于藏语的思维形式中，某些印度和中原佛教的本来精神面貌也就消失了。笔者认为，这种变异无疑是一种创造，是综括和圆融了雪域藏地和印度、中原三种相异的思想而形成的既区别于藏族的传统思想又不完全相同于印度、中原思想的学说，从而开创了一种近似乎新的思想境界。这种变异，是雪域藏地社会深层意识在大德高僧头脑中作用的结果。历史证明，完全创造的流派，其影响反而胜过有外来经典依据的流派。佛教毕竟是一种伟大的宗教思想体系，虽屡经改造，但仍然维持自己的门户不致泯灭。在佛教思想自身发展变化以见容于藏文化历史长河的过程中，佛教对藏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佛教哲学的宇宙形成论、本体论、认识论和心性论，丰富和发展了藏族的哲学思想，影响和改变了藏族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和面貌。藏族传统哲学比较重视现实人生，侧重经验认识，而对人生本原、世界本体和彼岸世界等问题探讨较少。佛教把因果报应说成是支配人生的铁的法则，为人生的本原、本质、命运问题提供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解说，从此，藏族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佛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所代替；佛教以个人的意识和共同的“真心”为世界本体说，丰富了藏族唯心主义哲学主体论；佛教对彼岸世界的宣染、鼓吹、增加了藏族唯心主义哲学的新内涵、新方面；佛教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对主体、自我意识和客观能动性的强调等辩证思维方法，发展了藏族唯物主义哲学辩证法。多少世代以来，佛教哲学就一直慰抚着藏民族的内心世界，并鼓舞和滋润着藏民族的心灵。二是佛教为藏族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格律诗和民歌、小说、故事、藏戏等民间文学的产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要是增添两种新成分，带来两种新变化：首先是佛教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这为藏族文学开拓了新意境；其次是佛教富有上天入地毫无拘束的幻想象力，不受时空限制，什么十八层地狱，三十三层天，三千大千世界，无边无际，表现了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影响所及，极大地推动了藏族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三是佛教慈悲喜舍、自觉利他、去恶从善、克己度人和忠孝仁爱的伦理道德观念，丰富了藏族优良的传统道德。四是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增添了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扩大了藏语词汇并促进语法变化，丰富了藏语文的表现力，推动了藏语文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使藏语文更加闪烁着宗教气息。五是佛教艺术的传入，使雪域藏地的佛教绘画、塑像、建筑等艺术日益成为民间的重要审美对象和信仰中心，成为藏族宗教艺术宝库中的璀灿明珠。由此说明，不同的文化在相互接近、影响和渗透过程中的激荡，可以因为它们各自的适应性变革而趋向调和，在锻造发展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出本民族的宗教哲学与宗教文化。藏传佛教的形成衍化本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佛教、中原佛教文化与传统宗教雍忠本教文化相互整合、相互调适和有机融铸的历程。藏传佛教觉囊派的“它空见”就是在融合印度和中原佛教以及本教思想文化后而形成的一个新思想体系，曾独步一时，深得盛誉。当然，在融合过程中，主体文体与外来文化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这是固有的本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交参互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