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异中求同的圆融之路，是藏传佛教生根开花结果的因由

　　郎达玛执政五年就被佛教徒那朗·贝季多吉伺机用箭刺杀身亡，雪域藏地随即开始陷入“无序”状态，吐蕃贵胄后裔各据一方，各自为政，建立封建农奴制统治。这次“混乱”，实际上是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发展的必然过程。

　　综观“前弘前”，无论是赤热巴巾过度“崇佛”，还是郎达玛的“灭佛”，都是吐蕃王朝从强盛走向衰弱时，临时“抱神脚”，试图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力挽狂澜，摆脱社会与思想危机的一种政治策略。这也是吐蕃王朝自松赞干布以来，赞普与权臣之间长期进行的“集权”和“反集权”斗争在宗教上的表现。由于统治集团明争暗斗，政治上日益腐败，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人们要求变革，其实并非依靠“兴佛”或“灭佛”所能解决的。而相反，宗教政策上的不断动荡，反而只能进一步加深社会的矛盾。因此，随着吐蕃帝国的崩溃，新兴的封建农奴制度也就在各个封建割据地区成长起来，这些封建领主为了巩固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农奴制度，需要重新扶植和利用佛教为其继统的合法性制造舆论，因为宣传“君权佛授”，极其有利于地方势力割据自雄。这样，更加藏化了的佛教又分别从阿里和多康传回沉寂多年的卫藏地区，并再度兴隆起来，至此，藏传佛教进入了“后弘期”。重新弘扬的佛教与吐蕃时期流传的佛教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它经过与本教的长期冲突，互相调适、互相融合，业已成为一种“以佛经的经典教义为基础，又在宗教仪式、宗教神灵方面，深度吸收了不少本教文化”的佛教。

　　古格王朝在意西奥时期，雪域藏地文化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抉择，是重新选择伊斯兰教，还是继续皈依藏化了的佛教?在文化十字路口的抉择中，姜渠奥为首的一批政治家们经过反复酝酿和权衡利弊后，认为还是皈依藏化了的佛教为宜。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迎请阿底峡大师到古格来弘扬和规范藏化了的佛教。否则的话，雪域藏地的历史应该是另外一种写法了。阿底峡大师在雪域藏地宗教舞台上的出现，可谓系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的标志。礼请印度佛教显密双修的阿底峡大师入藏整顿藏传佛教显密教理和修习次弟，不仅促使藏传佛教显密双修教义体系的形成，而且还促使雪域藏地佛教界所存在的混乱和无序状态逐渐向“有序”的发展。至此，藏传佛教由输入阶段而进入到自行发展的时期。噶当派的教法源于阿底峡大师，修习次弟提倡显密圆融，藏传佛教各派均受到该派的影响，其中后起的格鲁派是在继承噶当派教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佛教重新光复雪域藏地，与各封建割据势力的提倡有着密切关系。各封建领主深知宗教有“迷信人心之故，反利用之，以助政法之所不及”；而宗教各派也深知如无政治势力的庇护，其教难倡，于是宗教势力与地方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越发紧密地结合起来，教依政而行，政持教而立。随着佛教的深入人心，各封建割据势力看到它的出世思想具有削弱民众不满和反抗的“减振器”作用，因此，为了更好的利用佛教这一精神武器来帮助自己进行统治，以充分发挥其御用工具的作用，各封建领主干脆以名义上出家为僧来赋予自己宗教教主的灵光，从而集僧俗与政教大权于一身，形成“后弘期”藏传佛教发展的特点。这个特点，从阿里古格王朝的柯日和桑耶寺的意希坚赞开始，以后就成为藏传佛教各宗派形成和发展的模式。至此，在各封建藩王支持下的藏传佛教就以崭新面貌公开进入雪域藏地的社会生活中，并与当时处于割据状况的地方文化特点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教派和教派体系，这些地方性教派都以寺院为其据点，向四周辐射影响，这无疑把藏民族的宗教文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尽管这些地方性教派各自具有对全部佛学的判释总结体系和独特的宗风，然深层文化结构上都附带有浓厚的本教文化特质。这些地方性教派的产生，加速了藏传佛教学说的诞生。藏传佛教是在藏族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除了具有阶级社会一切宗教所有的共同属性外，从兴起就按照其独特的形式发展，即宗教势力和地方势力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紧密结合。从宁玛派、觉囊派、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们几乎都集神权和政权于一身，是政教合一的统治结构的“模型”。这大约是雪域藏地自公元11世纪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基本形式。藏传佛教是本教和本教文化在藏民族中形成的文化心理上的积淀，在同印度、中原佛教文化优化整合后的特殊产物。本教文化要素对印度、中原佛教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存在，无疑是构成藏传佛教文化的主要特征。藏传佛教包含着藏民族的民族感情和心理结构的凝聚，是藏民族期望结束雪域藏地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急切愿望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对藏民族的形成和崛起意义重大。藏民族形成过程中，民族意识渐渐与宗教感情交织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民族意识包括宗教感情，宗教感情有时是民族意识的体现。认识这一点，对了解藏民族的历史演变意义重大。所谓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其标志应该是：充分藏化了的佛教在雪域藏地登上了统治地位。印度和中原佛教在雪域藏地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涵化，业已深深地打上了藏族固有本教文化传统的烙印，并融铸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宗教体系，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印度和中原佛教传入雪域藏地时，是带着各派各宗印记一齐来的，在意识流派自然竞争中，经过严格的筛选，那些与藏族传统宗教哲学有一定共通之处的，或者至少能够被藏族文化传统容忍的佛教学说才在雪域藏地留住下来，与当地宗教意识互相渗透包含，并竞标异彩，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各宗各派。藏传佛教异中求同的圆融之路，可谓系外来的印度和中原佛教文化基因在藏族传统宗教、文化理念、观念形态和思维习惯深度影响下发生变异的结果。

　　四、互相涵化和有机融铸，是藏传佛教文化在人类文化长河中独领风骚的泉源

　　传统本教文化与印度、中原佛教文化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上，有着不同的社会原理和文化观念的异质的东西，对印度和中原佛教文化的全盘移植，必然会破坏传统本教文化生存的基础，使雪域藏地失去民族个性，因而只能在保持传统本教文化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实行移植和改造。因为传统本教文化毕竟是土生土长的，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文化内涵。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本教文化佛教化的初衷，也是抱着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功利目的进行的。这样的特点决定了本教传统文化尽管在佛教化过程中受到印度、中原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仍然顽强的延续下来。但是随着传统本教文化佛教化和外来印度、中原佛教文化本教化的进一步深入，传统本教文化结构中相关各要素的关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彼此交融的结果。如果我们将印度和中原佛教同藏传佛教相比较后，就不难透过某些现象，看到藏传佛教骨子里的本教文化要素。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第一个具有体系的流派，是大乘佛教本土化的成功尝试。宁玛派的特点是组织涣散，教徒分散各地，他们从事生产，可以娶妻生子。其教法内容也不一致，各有各的传承，僧人重密轻显，一般无正规的学经制度。然而，宁玛派的大圆满教法体系，既有别于印度和中原佛教，也不完全是“前弘期”藏传佛教的翻版，而是一个以大乘佛教密宗思想和教义为主体，兼收并蓄大量本教文化要素，有所创新和发展的教派。宁玛派的这一变革不是大乘佛教与雍忠本教的简单嫁接，而是集中反映了几百年间两种宗教互相兼容并包的具体成果。至此，大乘佛教才真正具备了雪域藏地“认知图式”的风格。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本教文化气息最为浓厚的流派，其宗教仪轨中，还存在着许多本教的遗风余韵，如它颇重视念咒、祈禳、驱魔、盟誓、占卜、煨桑、治病、垒石等活动，且其九乘中的大圆满内外密法独具风格，与本教九乘中的大圆满密法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