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吐故纳新是藏传佛教和本教文化经久不衰的生命所在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藏民族从来就不是封闭的民族,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学习和借鉴兄弟民族和他国之长的民族。历史证明,没有哪一个民族不是借助外来民族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文化,进而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纵观藏族文化发展的轨迹,藏民族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正是藏汉文化交流,以及藏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今天,可以说以藏传佛教和本教文化为载体的文化内容,已经成为藏民族主流文化的构成部分,他们的痕迹无处不在,他们的折光无处不有。首先,现在还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本教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入。本教文化至今尽管十分衰弱,但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实践团体的,也就是还有本教徒这么一批人或团体在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传承着本教文化的精髓。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团体也是后继有人。其次,虽然在城镇传统文化的土壤正在出现贫瘠化、无机化、单质化、板结化和边缘化迹象,但是在广大农村藏传佛教文化赖以生存的“以家庭为根、以农牧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社会土壤至今仍然还在发挥作用。再次,本教与藏传佛教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还在影响现代藏族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最后,藏传佛教和本教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还继续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藏传佛教,无论作为一种“存在”,还是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与文化成果,都为历史、为世人提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课题。
实践证明,在文化演进中,碰撞与冲突是现象,融合与锻造才是本质。其实,文化融合的过程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碰撞与冲突是表层和单方面的,融合与锻造则是深层和立体的。当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发生碰撞与冲突时,新锻造的文化就孕育在融合之中了。约在公元七世纪,诞生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佛教传入青藏高原雪域藏地。印度佛教和中原佛教以“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迷惑、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槃”理想境界。佛教作为外来的与原始黑本教和雍忠白本教异质的文化,在经过“前弘期”彼此碰撞与冲突、“后弘期”相互融合与锻造后,约在公元十一世纪的时代,融入了青藏高原雪域藏地传统文化之中。此后,雪域藏地文化形成原始黑本教、雍忠白本教、藏传佛教三大脉络,并共同构成为雪域藏地传统文化的主体。从文化形成根据的角度来考察,原始黑本教、雍忠白本教、藏传佛教三家鼎足之势的出现决非偶然。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三家文化旨趣的共似性。三家思想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都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可以说都是生命哲学学说。二是三家文化内涵的差异性。三家文化体系的基点、架构、内涵、思维方式等均不相同,这又不仅适应于不同人群的文化精神需求,而且也有利于彼此互补融会。尤其是从印度和中原传入的佛教融入雪域藏地传统文化之中,极大地丰富了雪域藏地的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艺术、天文学,乃至医学和民俗学等内容,弥补了雍忠白本教文化的局限。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雪域藏地文化体现了古代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主体性格与最高成就。
藏族传统本教文化面对外来佛教文化的渗透,并没有被取代,它有效地撷取了印度和中原佛教思想文化的成果,并将其改造和融摄为藏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藏族文化的内涵,这显示了藏族传统文化的善于吸收、善于消融的能力,表现了雪域藏地鲜明而厚实的主体文化意识。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当我们了解了雍忠本教文化积淀和印度与中原佛教文化积淀是构成藏民族独特文化形态的主要内涵后,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藏传佛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中原佛教文化+雍忠本教文化,摈弃了不适合雪域藏地社会需要的那部分文化内容。藏传佛教文化正是在同中原和亚洲其它地区的广泛联系中,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发展的。藏传佛教文化是本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交融的结晶,是民族感情、民族意向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它为人们研究和追寻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变异与发展的轨迹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尽管藏传佛教这把“双刃剑”对藏民族的人口和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几乎把藏民族带入“死亡谷”,但经过漫长的发展,藏民族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成分,象滚雪球一样,依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支重要力量。藏传佛教文化经过历史的积累,逐渐渗透到藏民族的情感内核、心理结构和风俗习惯,并成了雪域藏地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文化是本教和佛教文化要素聚合而成的一条宽阔的河流,这二种不同文化要素间不断交互作用,创造出新的结合和综合。新的要素不断地加入河流,旧的要素不断地退离而去。藏传佛教文化仅是这一河流在现在时刻的横断面,仅是先于我们的交互作用、选择、扬弃和漫长积累过程的结果。藏传佛教文化模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史中十分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参考书目:
1 常霞青著:《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
2 方立天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3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4 ( 美)怀特著:《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
5 石硕著:《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
6 严耀中著:《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
7 陈兵著:《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