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故事塑造了三代精诚奉道的法解一家，法解因供奉道士、布施穷乏而耗尽家财，但奉道之心却丝毫未减，甚至不惜以亲子换取钱财来做斋会，堪称道教信徒的典范，此类信徒形象在中土文学中可谓是绝无而仅有，汉译佛经中亦只有须大孥太子可与之比并为二。须大孥故事早在三国时期就见于支谦译《菩萨本缘经》与康僧会译《六度集经》，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可确定至迟在刘宋时已出，鉴于须大孥故事近二百年的传播影响，法解形象极可能受须大孥故事的启发而成，然而这并非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在吸收了佛经故事的精神之后所进行的具有独立性的创作。
　　为奉道而被迫亲离子别，是最能考验信徒虔信与否的典型场面，它将信徒置于情与道的两难选择之前，迫使信徒作出弃情从道的艰难抉择。须大孥不惜将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布施与梵志，其妻赶回不见孩子，宛转恸哭，着实凄情感人。法解故事亲子分别情节较之须大孥故事亦不逊色，父子临别相抱俱哭，母子雨泪分手，兄长思弟嘘唏不眠，将亲人苦别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而且较须大孥故事更显得真实可信。
　　对话在人物塑造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一般采用直接引语，语言朴素有生活气息，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亦委曲有致，如以下一节：
　　母归至家，忆儿兄弟甚相珍重，食息嬉戏，及其出入，未曾不同，得一异味，辄相分与，终不独啖，一旦分别，我今独反，为福故也。胤祖在后，甚怀忧思，闻母大得钱还，知弟不归，拭泪掩手跪问母曰：“婆与奴别，奴啼若如？”母欲割其思，欺曰：“不啼。姨常念汝兄弟，得之欢喜，抱不离膝，喂以众果，笑与吾别，寄汝钱耳。”胤祖知其必啼，婆诱祖耳，其眠好与祖俱，今独在彼，怳怳未习，亦当思恋阿爷及忆阿祖，且新与婆别。那得不啼。（注：W5／892b。）
　　《无上内秘真藏经》卷七讲述的一个故事，也可称是道经文学中的上乘之作。故事的讲述者是天尊，他借此印证众生颠倒，易受邪道诱惑。故事说有一野狐王订计，飞至国王宫殿前化作人形，端坐虚空，讲说经法，诓骗众人舍财舍命，随后将死尸财宝摄回洞中，与群狐共食人肉，命狐子持宝物入市转卖后买肉，不防为屠儿家猛狗咬杀，现出原形，宝物展转上呈国王，引起国王的怀疑，有大臣献策，命军士多将猛狗围猎丘陵，狐王化作人形出迎，被狗咬杀，掘挖狐窟，真相大白。（注：W1／481c—482c。）
　　故事中变形说经的狐王，令人想起佛经中的野干。萧齐释昙景译《未曾有经》卷上有野干为帝释说法授戒故事，说野干为避狮子堕入野井，因说偈言，引来帝释，将其救上野井，从其受法（注：《大正藏》卷17，576c—580c。）。佛教六道轮回信仰使动物寓言多具人情世态，此类故事对中土叙事文学中的狐精故事势必发生重要影响。上举道经狐王故事便是一例，故事中的狐王狡诈多智，具有人的品性，远胜于其它中古狐精故事，没有佛经文学的熏染不能如此。该故事被置于天尊说法的结构之中，文中亦出现“尔时”一词，故事先写狐王详细说明自己的计谋，然后写其依计而行，不作简单概括，凡此种种，都可作为该故事仿效佛经的内证。
　　无论是在内容题材方面，还是在具体叙述方面，该故事都表现出在借鉴融会佛经的基础上高度的独创性。虽然该经的造经时代是唐前抑或是唐初尚不能确定，但在中古文学向唐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该故事无疑占居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佛经对中土叙事文学进展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该故事实为难得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