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派并不是不属于宋明理学范围，宋明理学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和义理心性之学，王安石新学的推动之功不可抹煞。在当时司马光、李觏批孟子之时，“韩文公、荆公皆好孟子”（俞文豹：《吹剑录》，《宋人ｚｈá＠⑤记八种》，世界书局）。王安石复兴孟学，他所作“《淮南杂说》行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马永卿：《元成语录解》卷上）。《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唐以前《孟子》皆入儒家，至宋乃尊为经。元丰末遂追封邹周公，建庙邹县，亦安石所为”。后理学家推尊孟子，以《孟子》为四书之一，不能不说与王安石有关。此其一；其二，王安石服膺孟子心性之学，而作《原性》、《性说》、《性情》等。认为“未发于外而存于心”为性，“发于外而见于行”为情，发挥思孟的心性论，阐发思孟学统，而与宋明理学要旨相符。
　　苏氏蜀学出入佛老，而归宗于儒，是理学家治学之道。他们弹指佛老之弊，而取其有裨于儒学的内涵。并承认佛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去而无害于世者”（苏辙：《策问（二）》，《栾城三集》卷六）。虽然佛老长于自然之道，儒学长于“礼乐刑政”之器，但应该融合，以补儒家治国平天下之策。决不可“舍礼乐刑政”而行佛老之道。否则“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历代论·梁武帝》，《栾城后集》卷十）。再者，苏氏蜀学弘扬心性之学，“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诗论》，《苏轼文集》卷二），又说“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皆出于人情”（《中庸论·中》，《苏轼文集》卷二）。心性之学离不开人情，“性之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东坡易传》卷一）。他们强调“复性”的修养工夫，体现了理学的心性义理之学的性格。
　　　　吕祖谦“婺学”继承吕氏家学重史学的传统，“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紫微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十六）。吕祖谦由经入史，通过对历史著作的诠释，开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史学学风。他调和“性命义理”与功利之学的冲突，以及朱熹与陆九渊的冲突，在协调中他博采众议，使自己哲学思想呈现“杂博”的色彩。“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颖考叔争车》，《东莱博议》卷一）。“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灭得尽”（《易说·复》，《东莱文集》卷十三）。作为不灭的生生之理，犹元气在万物。理与元气究竟是何关系？吕氏既认为“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杂说》，《东莱文集》卷二十），又认为万物“皆吾心之发见”（《卜筮》，《东莱博议》卷二）。理与心究竟是何关系？吕氏未能建构其自身的哲学逻辑结构。他虽与朱熹、张＠①被誉为“东南三贤”，但未能以独特哲学颉颃其间。
　　王安石、三苏、吕祖谦等虽属宋明理学的非主流派，但在推动理学的发生和由汉唐向宋学的转变，以及心性义理之学的倡导，都有其地位和作用，是理学思潮中所不可缺少的。
　　宋明理学主流派中，传统上分程朱道学，陆王心学，而无第三系，牟宗三增五峰蕺山系，而为三系。其实由胡宏所开的湖湘学统，得张＠①而发扬。胡宏会通天人，天人的根基是性。尽心——知性——知天，性是心与天的中介。从而胡宏提出“性天下之大本也”（《知言疑义》，《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8页），“性也者，  天地之所以立也”（同上，第333页），提出性本论的哲学。张＠①虽讲性，  但性被泛化为太极、理、心、道，“太极，性也”（《答周允升》，《南轩先生文集》卷三十一），“有是性则具是道”（《阃范序》，《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四），“有是理者，性也”（《孟子说》卷四），“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其泛化的结果，是削弱了性本论的特性和淡化了湖湘学派的学派性。因此，张＠①以后，湖湘学派虽有承传，但呈离析之势。其原因有：其一、由于遵循“体用合一，未尝偏也”（《与原仲兄书》，《胡宏集》第122页）的原则，  湖湘学派追求内圣成德与外王事功的合一，但没有在这方面作出突出的理论贡献，没有建构两者合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在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之时，张＠①又在其思想未臻完善之时而早逝，而显后继无人或后继者中未形成足以凝聚的核心人物。其二，基于此，湖湘弟子纷纷改换门庭，另投名师。胡宏之子，张＠①高弟胡大时，先后从学永嘉学派的陈傅良、闽学朱熹及心学陆九渊；沈有开从学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彭龟年、游九言、张巽等从学朱熹等。这样湖湘学统不能保持其独有风格。其三，湖湘弟子承注重经世致用之传统，“多留心经济之学”（《岳麓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一），而脱离学术领域。特别他们目睹南宋严重的政治危机，积极投身于经世济民的政治和抗金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因为这种情况，以刘宗周与胡宏为一系不妥，且历来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各有自己的风格与特性，两者指趣有异。刘宗周师事明代心学家湛若水的弟子许孚远，为心学旁枝。他对阳明心学的态度，“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子刘子行状》，《刘子全书》卷三十九）。早年在顾宪成、高攀龙的影响下崇信朱子学，中年后信奉阳明学，晚年提出慎独诚敬为宗旨的思想，臻力于“证其所以为人者，证其所以为心而已”（《人谱》，同上卷一）的探究。尽管他对阳明致良知说有所修正，企图融会心体与性体（理体），但基本上属于心学范围，而与湖湘学派的胡宏等异趣。因此刘氏高足黄宗羲说：“五峰之门，得南轩而有耀。从游南轩者甚众，乃无一人得其传”（《南轩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假如黄氏老师承胡宏之学统，黄氏恐不能作如此断语。假如刘宗周真的是胡宏学统的继承者，则湖湘学派的地位可因刘氏这样理学大儒而大大提高和弘扬。正由于湖湘学派无总结性的、集大成的学者，才说“无一人得其传”，而显冷落。所以，以胡宏、刘宗周为宋明理学中与程朱、陆王相并列的一系，实难成立。
　　综合前人的研究，我曾在1982年写成的《宋明理学研究》中提出三系说：一系是程朱道学（亦可称理学）派；一系是陆王心学派；一系是张（载）王（夫之）气学派。程朱道学为一系当无疑，二程（程颢、程颐）中，程颐对朱熹影响最大，但不能否定程颢对朱熹的影响。朱熹编《程氏遗书》，包括程颢语录，且从第一卷至第十卷为“二先生语”，无加分别，可见二程思想有其内在的相同处。不仅朱熹家学、师学渊源为二程，而且庆元年间反道学之士亦攻击朱熹“剽窃张载、程颐之绪余”（《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二程曾师事理学开山宗主周敦颐。周氏之所以为开山；一是在回应外来佛教文化的挑战中，不是采取韩愈、孙复、李觏简单批判拒斥的方法，而是援佛道入儒，吸收佛道的思辨哲学和宇宙生成模式，以及其人生佛性观念，为理学家出入佛道开辟新路，为现实社会需要提供理论体系；二是周教颐融会五经、《易传》、《中庸》以及佛道思想，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为理学家不断解释的哲学范畴。其核心是关于孔子弟子所“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的奥妙，经由周氏的发挥，而成为宋明理学所探讨的重要问题；其三，提出“立人极”的成圣标准，圣人之道的内涵、修养功夫等，而成为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