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真心本体说与心性本体的确立
　　 儒家的哲学思想及其核心价值理想，长期来一直缺乏本体论的论证。作为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石天人合一论，虽然也能论及道德本体，如《周易大传》把立天、立地、立人之道回归于“性命之理”，但对天地之道与人之道如何贯通，缺乏严谨的说明。又如《中庸》说人道源于天道，人类社会道德是天道的自然体现，但是此论不仅带有天人二元的色彩，而且用“天”（天神、天命、天道或天体）来说明人、人道、人世间有其局限性，即缺乏对宇宙和人生统一的、整体的终极说明。融合儒、道的魏晋玄学，运用体用、本末的哲学范畴论证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把儒家的社会理想提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后来，吸取佛、道思想的宋明理学又以天人一体的哲学模式阐发心性论学说，为儒家的人格理想作出了本体论的调整、论述，建立起道德形上学，从而完成了儒家价值理想结构的建造，并在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儒家天人合一说发展到宋代出现了重大变化，著名儒家学者纷纷批评把天人视为二元、天人是二合为一的思想，强调“天人本无二”，“天人非二”。程颐在其重要著作《易传序》中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体”，本原、本体。“用”，显现、作用。意思是说，隐微的理与显著的象，二者统一，无有间隙。物象本于隐微的理，理以其物象显示其意义。所谓一源，即源于理，理为根本。朱熹继承这一思想并更严密地在以理为本的基础上阐发体用显微的关系。王阳明则以心来讲“体用一源”，强调心是体，是根本。这就是说，天与人、天道与人性，都是作为统一本体的“理”或“心”的体现。宋明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和用本体论的方法来阐述心性论，显然是受了佛学本心（真心）论和理事学说的影响。程颐讲的理和象，与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和禅讲的理与事概念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这里暂不论说，我们着重要论述的是佛教心性论对儒家心性本体确定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中国佛教的一些重要宗派普遍地建立了本原化、本体化的心性学说。天台宗创始人智 说：“心是诸法之本，心即总也。”（《妙法莲花经玄义》卷一上）把心视作一切现象的本体、总摄。华严宗人宣扬世间和出世间一切都是“一心”（清净心）随着各种因缘条件而显现的，是“各唯心现”。禅宗也提倡“自心显万法”的思想，《坛经》就说：“于自性中，万法皆见（现）”；“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融合华严和禅两家思想的荷泽宗还主张以灵知为心体。在中国佛教宗派看来，心是众生轮回流转或修道成佛的本原，也是一切现象的本体。佛教的这种心性论思维框架，尤其是禅宗的心性合一、体用合一、形上形下统一的理路，对于宋明儒学开出道德形上学的路子，追求在生命本然中体现内在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心性本体都有重要的影响。如程颐就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遗书》卷十八）命、理、性、心是同一本体，天和人的性、心都统一于“理”本体，都是理的不同显现。朱熹为《中庸》的“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作注说：“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认为圣人与天地是同体的，强调“理”是既内在于又超越于宇宙大化的本体，也是圣人的本体的存在，鲜明地确立了心性本体。
　　 陆九渊把程朱所讲的理与心打通，提出“心理本体”论。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又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陆九渊集•与曾宅之》）这就是说，众人的心是同一个“心”，万物的理是同一个“理”，心与理是同一个东西，心就是理，不能把二者分割开来。这个心，陆九渊称作“本心”。而“本心”即人的内在善性。这样，陆九渊就把具有外在超越性质的“天理”内化为“本心”之理了。本心又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陆九渊集•语录上》）。心既是内在善性，又是超越的本体，由此理也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陆九渊讲的心，既是认识范畴，又是本体范畴。这也就把孟子的人心上升为宇宙的本体，把儒家主张“本天”转为“本心”，发展了儒家的心性哲学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早于陆九渊一百多年前的云门宗禅师契嵩在中国的心、理、气传统观念影响下，于《原论•治心》中就说：“夫心即理也”；“理至也，心至也。气次也，气乘心，心乘气，故心动而气以之趋”；“治心以全理，……全理以正人道。”（《镡津文集》卷七）契嵩强调理和心的至上性与统一性，既源于先前的儒家又影响了后来的儒家。
　　 继陆九渊之后，王阳明倡导“心外无理”，并把“心外无理”归结为“心外无善”（《王阳明全集•与王纯甫二》）。王阳明认为，“良知”既是心的“灵明”，又是心的“本体”，建立了道德形上学的“良知”本体论。他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传习录下》）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又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同上）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而是非只是好恶，可见良知主要是至善的道德本体。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只要把握住“良知”这个内在的道德本体，就能穷通万事，明白变化，实现超越，成就为贤人圣人。
　　 建立心性本体和宇宙本体，是宋明儒家对儒学发展的最大理论贡献。宋明儒学心性本体论与佛教心性本体论，虽然在具体内涵、价值取向和终极目的上都有重大的差别，但是，在理论建构、思维框架和某些内涵方面的一致，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这个事实表明：华严宗和禅宗云门宗基于从真心出发展开的理事关系说对程朱以理为核心的心性论本体是有参照、借鉴作用的。求那跋陀罗禅师的“理即是心”的理心思想及禅宗的本心说对陆九渊心本体论影响是比较大的。荷泽华严禅的灵知心体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论的思想渊源关系是尤为密切的。正如明代儒家刘宗周一方面说：“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工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体物之知不同”；一方面又说：“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刘子全书•学言上》）这里刘氏是就儒、佛两家的心性论举例而言，但也说明了儒、佛两家之学本心既有差别又有一致之处，这其间儒家受佛教的影响往往是多数儒家学者所回避的，但却又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