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侃的《论语义疏》继承了汉儒的章句训诂之学和纲常孝道思想，并同时受到佛学理论的影响，然而这些都是零散的，从完整的经学思想理论体系上，如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圣人观）上讲，《论语义疏》是玄学化的，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专立一节详加讨论。
　　 　　（一）对汉学的继承
　　 在《论语义疏》中，皇侃引用两汉经学家如孔安国、王肃、郑玄、马融、苞氏（包咸）等人的训解随处可见，而他自己对名物制度的训诂也非常有汉学烦琐之风，如《公冶长》篇“孟武伯问：‘子路仁乎？’”（注：本章中所引《论语》经文皆据《四库》皇本，与今本稍有不同。）一章中有“千乘之国”、“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等概念，皇侃训解道：
　　 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称家者，今不复论夏、殷，且作周法：周天子畿内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旧说五等之臣，其采地亦为三等，各依其君国十分为之。何以然？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为三公采，五十里为卿采，二十五里为大夫采地；故畿外准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访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为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则合十八家有余，故《论语》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随其君。故或有三百户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余也。云诸侯千乘者，谓上公也。云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者。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郑注《杂记》及此，并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称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三）
　　 皇侃此处的训解，本于《礼记•王制》等文献，然其推演得更为详细，其说法是否合理可以探讨，然其繁琐的汉人学风可见一斑。在皇疏中这种繁芜冗长、不厌其详的训诂非常之多，这些与经学思想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就不再赘叙。在皇侃的经学思想中，某些经典性的汉代思想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如：三纲五常、孝道、阴阳五行的术数理论等。《为政》篇中有一章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何晏《集解》引马融注云：“所因谓三纲五常也，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也。”就此，皇侃疏曰：
　　 三纲谓夫妇、父子、君臣也。三事为人生之纲领，故云三纲也。五常谓仁、义、礼、智、信也。就五行而论，则木为仁，火为礼，金为义，水为信，土为智。人禀此五常而生，则备有仁、义、礼、智、信之性也。人有博爱之德谓之仁，有严断之德为义，有明辨尊卑敬让之德为礼，有言不虚妄之德为信，有照了之德为智，此五者是人性之恒，不可暂舍，故谓五常也。虽复时移世易事历古今，而三纲五常之道不可变革，故世世相因，百代乃袭也。
　　 此处皇侃以水为信、以土为智，而通行的术数说法是以水为智，以土为信。这其间的差别且不去管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代表的汉代以来的宇宙观和政治学理论。三纲之间的主从关系，犹如阴阳关系；五常之德，比之于五行。阴阳五行是宇宙中的绝对律令，因而三纲五常也永远不可动摇，即便世事变迁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它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的翻版。紧接着，下文释“文质三统”，将其与历法、月令、五帝、颜色等术数观念揉合在一起，极为烦琐：
　　 云“所损益谓文质三统”者，夫文质再而复，正朔三而改。质文再而复者，若一代之君以质为教者，则次代之君必以文教也。以文之后君则复质，质之后君则复文，循环无穷。有兴必有废，废兴更迁，故有损益也。正朔三而改者，三代而一周也。夫人君为政所尚不同，必各有所统，统则有三代也。案《大传》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统，明王者受命各统一正也。朔者，苏也，革也，言万物革更于是，故统焉。又《礼三正记》云：“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尚书大传》云：“夏以孟春为正，殷以季冬为正，周以仲冬为正。”又曰：“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袭，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化。”又云：“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力，故夏为人正，色尚黑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芽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核，故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云物类相招者，谓三纲五常各以类相招，因而不变者也。云势数相生者，谓文质三统及五行相次各有势数也。如太昊木德，神农火德，黄帝土德，少昊金德，颛顼水德，周而复始，其势运相变生也。云其变有常，故可豫知者，豫，逆也。有因有变，各有其常，以此而推，故百世可逆知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一）
　　 上文这一大段，集中体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文质三统说”，皇侃言之皆有所本，反映了其严谨的汉学学风。值得指出的是，皇侃在此处发挥“三纲五常”思想和“三统说”，并以阴阳五行、历法物候的术数体系为其理论基础，这是汉代思想的典型特征。
　　 汉代“以孝治天下”，极力推重孝道观念的教化作用，以至于帝号之中皆加“孝”字，设“孝廉”一职选任人才。孝文帝时，《孝经》就与《论》、《孟》、《尔雅》一样置博士。孔安国为古文《孝经》作《传》，刘向定《孝经》一十八章，郑玄为《孝经》作注。《梁书》皇侃本传言其“性至孝，常日限颂《孝经》二十遍”。对孝道的重视，在皇疏中也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每至与“孝”有关之处，皇侃必大加发挥，如《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章，皇疏运用了大量文字加以阐述：
　　 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也。云“而好犯上者鲜矣”者，好为心欲也，犯谓谏争也，上谓君亲也；鲜，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无违为心，以恭从为性，若有欲犯其君亲之颜谏争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实都不欲，必无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亲有过，若任而不谏，必陷于不义，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谏，故开其少分，令必谏也。故熊埋云：“孝悌之人，志任和悦，先意承旨。君亲有日月之过，不得无犯颜之谏。虽然屡纳忠规，何尝好之哉！今实都无好，而复云‘鲜矣’者，以好见开，则生陵犯之惭；以犯见塞，则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许者，实任奖其志分称论教体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鲜矣’。”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者，熊埋曰：“孝悌之人，当不义而诤之，尚无意犯上，必不职为乱阶也。”侃按：熊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作乱，故云‘未之有也’，然观熊之解乃无间，然如为烦长，既不好犯上，理宜不乱，何烦设巧明？今按师说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顺；而又有不孝者，亦有不好，是愿君亲之败。故孝与不孝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乱；此孝者不好，必无乱理，故云“未之有也”。云：“君子务本者”，此亦有子语也。务，犹向也，慕也；本，谓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乱，故君子必向慕之也。云：“本立而道生”者，解所以向慕本义也。若其本成立，则诸行之道悉滋生也。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为本，则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举仁则余从可知也。故《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