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侃释“犯上”之“犯”为“谏诤”，与朱熹不同，朱子释“犯”为“干犯”（朱熹《论语集注》卷一），或许朱子的解释更为恰当，然而皇侃的要求更为严厉，谏诤尚且踌躇再三，何谈干犯。皇侃的这一大段训解，先从日常践履讲起，最后归结于形上哲理，其中反复辨析，有他人之言，有自己之意，有师门之说，极尽委曲，探撷其中精微。
　　 皇疏中关于孝道的论述还有很多，如对《为政》篇中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问孝（《论语集解义疏》卷一），《泰伯》篇中“曾子有疾”一章等等的解释，不能一一详论。
　　 皇疏中还有一种“性九品”的人性论，《论语•雍也》中孔子有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就此，皇侃疏曰：
　　 师说云：就人之品识，大判有三，谓上、中、下也。细而分之，则有九也：有上上、上中、上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中、下下也，凡有九品。上上则是圣人，圣人不须教也；下下则是愚人，愚人不移，亦不须教也。而可教者，谓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三）
　　 “性三品”之说在汉代较为流行，如董仲舒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品（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篇》）。在此，皇侃依据师说，将性细分为九品，疑其是受到汉魏时期职官方面“九品中正制”的影响。
　　 　　（二）佛学的影响
　　 梁武帝时期，是南朝佛教的全盛时代，兰若众多，规模宏大；法会常设，上至帝王公卿名士，下至黎民百姓，崇信佛教蔚然成风。早在西晋，中国佛教就形成了具有自我特色的般若学，为玄风推波助澜；进入南朝后，佛学的热点又转向涅槃学，从而使佛教独立地走向中国的理论舞台。在这种形势下，皇侃不可避免地受到佛学的影响。《梁书•儒林传》载皇侃“性至孝，常日限颂《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皇侃此举的真正目的何在？是坚守儒者立场，与佛教对抗？还是向佛教学习，吸取其礼仪？由于没有其他资料证明，无法下结论，但不论其目的何在，皇侃此举源于佛教的影响，则毫无疑问。
　　 在《论语集解义疏》中，多处可见佛教思想影响的痕迹。皇侃在该书序将《论语》一书的性质定义为“应机作教”，他说：
　　 夫圣人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或负扆御众，服龙衮于庙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缝掖于黉校之中。……然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
　　 “应机作教”，源于佛教的“方便”思想。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皇侃对圣人行为的描述，极类似《维摩诘经》的情景，该经《方便品第二》中赞扬维摩诘大士以“无量方便，饶益众生”：
　　 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诱开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
　　 其后该品还详细叙述了维摩诘大士在各种不同的人中，如长者、居士、刹帝利、婆罗门、大臣、王子、宫女、庶民，乃至非人的生命，梵天、帝释，依据它们各自的特点，纠正其错误，教以正法。早在三国时期，《维摩诘经》就有东吴支谦的译本两卷。姚秦弘始年间，鸠摩罗什在长安又译出《维摩诘所说经》三卷。相信皇侃对该经应非常熟悉。
　　 北方竺法雅创“格义”，运用中国传统的儒道概念、思想，去比附、解释佛教概念、义理。皇侃则反其道而行之，以佛学概念义理解说《论语》，如他在释《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一章时，以佛教“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说加以阐发：
　　 外教无三世之义，见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说现在，不明过去、为来。而子路此问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问过去也。（《论语集解义疏》卷六）
　　 在这里，皇侃俨然站在佛家的立场上，称儒家为外教，并指出儒家有不明之处。
　　 皇侃在释《论语•阳货》中“胇肹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胇肹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一章时说：
　　 孔子所以有此二说不同者，或其不入，是为贤人，贤人以下易染，故不许入也；若许入者是圣人，圣人不为世俗染累，如至坚至白之物也。子路不欲往，孔子欲往，故具告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九）
　　 此处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维摩诘经》的影子，《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第七》载：
　　 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花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
　　 此即为著名的“天女散花”的典故。圣人不为世俗所累，故能入不善之国，而贤人则不能入，这与菩萨不沾染天花，罗汉则染，是一个道理，皇侃显然运用了这一佛学义理。
　　 前文提及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罗列了“论语”二字的很多含义，其中一义将“论”释为“伦”，皇侃云：
　　 明此书义含妙理，经纶今古，自首臻末，轮环不穷。依字则证事，立文取音，则据理为义，义文两立，理事双该，圆通之教，如或应示。故蔡公为此书为圆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镜百寻，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鉴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论语》小而圆通，有如明珠；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镜。诚哉是言也。
　　 其中“理事双该”、“圆通之教”之词以及“巨镜”、“明珠”之喻，当皆源自于佛教。
　　 皇侃为《论语》经文作段落大意的详细解说，此举和汉学训诂相比有很大变化，然而这却是当时讲学的需要，《梁书》本传云皇侃“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这种讲学的形式，可能与佛家的讲经法会有相互影响，然者“听者数百人”，就值得夸耀，可能听者大多是学者，难与佛教法会士女如云、听者常数万人的规模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