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颜延之将“子绝四”释为圣人生命的四个阶段，或者说是四个层次。他想指出的是：圣人的一切言行都是得体适宜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毋意”，即无意，内心空灵，寂然同道，故能应物无方，行化无迹。然而皇侃、颜延之的“圣人无心”论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孔子的精神，孔子救天下的情怀是很执着的，而且具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主体精神，与颜延之所言“不追固执之”之语完全相符。应用“圣人无心”这一理论，《论语》中孔子的某些行为就很好解释了，而这些行为是令有些正统儒者尴尬窘迫的。如皇侃释《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悦”一章时疏云：
　　 云子见南子者，南子，卫灵公夫人也，淫乱，而孔子入卫，欲与之相见也。所以欲相见者，灵公唯妇言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说灵公，使行正道也。故缪播曰：“应物而不择者，道也；兼济而不辞者，圣也。灵公无道，蒸庶困穷，钟（众）救（求）于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钟不可以不应，应救之道必明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见之。涅而不缁，则处污不辱；无可无不可，故兼济而不辞。以道观之，未有可猜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三）
　　 正因为孔子与道同体，“无可而无不可”，为了济世救民的重要的目的，正统的规矩可以不遵守，去见南子自然不在话下。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中的玄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这里难以面面俱到地详细提及。从根本上来说，皇疏认为魏晋至南朝的玄学是对孔子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如皇侃在释《八佾》“仪封人请见，……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时引孙绰之言云：
　　 达者封人，栖迟贱职，自得于怀。抱一观大圣，深明于兴废。明道内足，至言外亮，将天假斯人以发德音乎！夫高唱独发而无感于当时列国之君，莫救乎聋盲，所以临文永慨者也。然玄风遐被，大雅流咏，千载之下，若瞻仪形。其人已远，木铎未戢，乃知封人之谈，信于今矣。（《论语集解义疏》卷二）
　　 孔子的思想学说不能为春秋列国之君所用，而一守界之吏却知其为中华文脉，这一事件，可谓使人千古扼腕！然而“玄风遐被”，使“封人之谈，信于今矣”，这说明皇疏坚信玄学是儒家正宗的继承者。但是皇疏的这一观点仅是一种自信而已，客观地说来，玄学较好地阐发了孔子思想的超越精神，但却弱化了孔子救世的执着性。当正始玄学首创以“无”来阐释圣人境界时，其目的是为了应付现实的危境与排解精神中的苦难；而皇侃疏中所承继的这一思想，仅反映了南朝玄学对精妙的理论思辨的炫耀。这是我们总体的印象。
　　 综上所述，皇侃的《论语义疏》在经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1)继承了汉代经学对名物制度的章句训诂，以及汉代思想的某些方面，如纲常、孝道、术数等等。(2)以佛学解《论语》，此举不仅在经学思想史上，而且在儒佛关系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3)与何注相比，皇疏中的玄学思想更加丰富，并保存了大量玄学名家对《论语》的阐释。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皇疏与何注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对经典的理解产生了偏差，这是玄佛合流的思想潮流所决定的。可以说皇疏中不乏对儒家仁爱思想的阐发，但当其以玄学的“无”来解经时，则必然强调了圣人空寂自得的超然境界，忽略其济世救民的真挚炽热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