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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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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论语集解义疏》中的玄学思想
   《论语集解义疏》中的玄学思想,其特征与何晏《论语集解》是一致的,即以充满道家色彩的“无”的概念为本,一以贯之,将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玄学的发展,皇疏中的玄学思想,比何晏《集解》要丰富多了,其中引用、保存了大量玄学名家的《论语》疏解。由于文本的局限,何晏仅是在适于玄学发挥之处,画龙点睛地宣扬玄学思想;皇疏虽然也照顾了原典的特征,但相比之下更加频繁、更加详细地以玄学解经。
   “明本”是儒家的传统概念,然而,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玄学“明本”之本,非是以“仁”为本,而是以“无”为本。皇侃在释《阳货》“天何言哉”一章时云:
   天既不言而事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则天以行化也。王弼曰:“‘子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谆谆者哉!(《论语集解义疏》卷九)
   所谓本体论、认识论、践履哲学等等,不过是现代人的观念,而在上面一段文字中,这些内容都混合在一起。在皇侃和王弼看来,世界之本质是“无”,故人应遵循这个本性。因而,“立言垂教”等有为的行为,皆有其弊端,反不如行“不言之教”。
   以“无”为本的另一个说法是以“静”为本,皇疏在解《学而》“君子不重则不威”时疏云:
   云君子不重则不威者,重为轻根,静为躁本,君子之体不可轻薄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一)
   皇疏在释《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时,全面论述了玄学的性情论,其中包含了动静、有无的关系,他说:
   范宁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斯相近也。习洙泗之教为君子,习申商之术为小人,斯相远也。”然性情之义,说者不同,且依一家旧释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动彰事,故曰成也。然性无善恶,而有浓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为恶,亦不可目为善,故性无善恶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恶之名,恒就事而显,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以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此皆据事而谈。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迁,其事则邪;若欲当于理,其事则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论语集解义疏》卷九)
   在上文中,引老子之言阐释儒家的人性论,稀释了儒家思想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关于人性论的理论思辨水平。性无善无恶,情有善恶,也就是说,性情之间的关系,就是有无、动静之间的关系。“性其情”是王弼在其《周易注》中解释《乾•文言》时发明的性情论,其理论精妙之处在于,他不是机械地将情分为善恶两个部分,而是视性情的关系而定:若情近性,则情皆为善;反之则皆为恶。王弼的“性其情”之说是玄学人性论的理论巅峰,在此,皇侃非常准确地继承了王弼的理论,但皇侃的性有浓薄之说未免画蛇添足,其目的是为了容纳传统的气禀说,后世理学家认为,气禀之物为人的气质、才情,人的天地之性都是一样的。因而皇疏此处的人性论既是前世的集大成,又为后世的发展提出了命题。
   既然世界之本质和人性的本质都是“无”、“静”,那么只要认识、把握住这个本质,一切事情都可迎刃而解,所以“执一统众(万)”、“举本统末”是玄学家的常见话头。
   然而人如何才能认识、把握住这种虚无飘渺的“无”呢?玄学家们认为,只有摈弃一切成见,保持自我内心的空灵状态,才能体认宇宙的本质——“无”。皇侃在释《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来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时疏云:
   知,谓有私意于其间之知也。圣人体道为度,无有用意之知,故先问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无知也”,明己不有知知之意也,即是无意也。……缪协云:“夫名由迹生,故知从事显,无为寂然,何知之有?唯其无也,故能无所不应。……”(《论语集解义疏》卷五)
   圣人之无知,不同于鄙夫之无知;惟其无知,故能无所不知。玄学的这种认识论,具有极高的思维水平,玄学家以这种理论解经,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上写下了精彩而又独具特色的一页。对于《论语•先进》中“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一句,何晏曾以玄学认识论相解云:“不虚心,不能知道”,皇侃的疏则更加详细,并引用了玄学名家之言加以佐证:
   言圣人体寂而心恒虚无累,故几动即见;而贤人不能体无,故不见几。但庶几慕圣,而心或时而虚,故曰:“屡空。”其虚非一,故“屡”名生焉。故颜特进云:“空非回所体,故庶而数得。”故顾欢云:“夫无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分也。二欲同无,故全空以目圣;一有一无,故每虚以称贤。贤人自有观之,则无欲于有欲;自无观之,则有欲于无欲。虚而未尽,非‘屡’如何?”太史叔明申之云:“颜子上贤,体具而微,则精也,故无进退之事,就义上以立‘屡’名。按其遗仁义、忘礼乐、堕肢体、黜聪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义也。忘有顿尽,非空如何?若以圣人验之,圣人忘忘,大贤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腹为未尽。一未一空,故‘屡’名生焉。”(《论语集解义疏》卷六)
   贤人只能有时达到“空”的境界,这种“空”的境界是经有为而产生的。所以要加一“屡”字。而圣人的“空”是恒常如此的,并且无须主观追求既已存在,古称之为“无欲于无欲”。所谓“无欲于无欲”、“忘忘”是经玄学式的否定之否定,而获得的最高境界,其理论思维水平固然高超,然而其结论却不符合《论语》原意。“坐忘”一词源于《庄子•大宗师》,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等词汇亦源于该篇,此是以庄子寓言中孔子与颜子的对话解《论语》。颜子“箪食瓢饮”,乃为追求儒家仁义之道,非为求道家忘天下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