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的指固点然重要，挚友的帮助也不可缺少。正是与挚友义结金兰的盟誓中，少年太虚便立下了终生不渝的以佛法救世度人的大志宏愿。

　　阅经之余，太虚还买了《佩文诗韵》，跟善写诗文的歧昌学写诗文，也认识了歧昌的一些诗友。中国历来讲求“以文会友”。擅长传统的诗文对太虚对交僧界精英以及与社会名流沟通帮助极大。歧昌法师的诗友中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僧人引起了太虚的注意，一问果然以前见过面的，名叫圆瑛。当初太虚受戒时，他曾在职天童寺任纠察师，因而给太虚留下了较深印象。圆瑛，俗姓吴，名亨春，法名宏悟。1878年生于福建古田，幼年习儒。甲午战争败后，对儒学失望与南向受挫一起，使他顿觉人生如梦，亟思舍俗出家，1895年在大病一场后，遂到福州涌泉寺剃度。次年受具足戒，此后学律仪，修苦行，四处参学。由于他颖慧好学，转承多师，得以贯通天台、华严宗教义，尤于禅宗修持，造诣精深，曾作偈云：“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始悉到家无一事，涅盘生死绝安排。”圆瑛自26岁起，师从敬安参学，长达6年之久，后来成为敬安在宁波开创的近代佛教事业的主要继承者。太虚出家时，圆瑛正在天童寺。圆瑛当时也颇好诗文，在宁波僧界亦渐以擅长文字见称，因而时常拿了诗文到永丰寺与歧昌切磋，因此结识了太虚。圆瑛得知太虚也正在学写诗文，便经常与之晤谈，两人因此结下了友谊。这年夏天，道阶法量央天童寺开讲《法华经》。太虚因在阅读经文及禅宗语录过程中，领悟与怀疑交织心中，许多地方不甚明了，而以善做法会著称的歧昌在佛理解析方面很难给太虚更多的帮助，于是太虚向歧昌法师请假，入天童寺听经。太虚起初住在禅堂，也因此熟悉了住禅堂的禅和子团体生活，诸如坐香、跪香以及吃放参、敲叫香、当值、出坡等等。当时讲经大抵是《法华》、《楞严》、《弥陀疏钞》，不是依“天台四教仪”讲，便是依“贤首五教仪”讲，因此学讲经的必须先学会天台四教或贤首五教的架式。太虚起初因口音差异，加上又没看过注解，因此听经时大半听不懂。过了五六天后，口音渐渐熟悉了，又看了几种注解，加上他超出常人的记忆力，因此几乎或以把听的经全部记下来，为此颇受法师称誉。有一次，由于几个老听经者在道阶面前交口称赞太虚，道阶就故意抽太虚复讲最难讲的《法华经》“十如是”章。该章经文没几句话，因而有些人仅讲两三分钟便草草收场，而太虚升座开讲时，则将他看到的、听到的、记住的有关内容触类旁通，大讲特讲，一口气讲了近两小时，使听经者无不感到惊异。
　　听经期间，太虚也常听禅师讲开示，而修行高深的敬安所讲的开示往往最为精警，有时他在路上碰到太虚，也常常提起话头让太虚参究。有一天夜里，太虚进入方丈室：“是谁？”太虚赶紧摆脱了，礼拜而退。这使太虚领教了禅门的棒喝。又有一次，道阶法师讲经时在法座上说：“《法华经》本文没有带来，哪一个把本文送上来看？”便有一人送了上去，道阶说：“你这是注解，不是本文。”这时太虚空着手走上前去，对法师拜了一拜。法师说：“你却将本文拿上来。”说完便离座走了。这事在听经者中传开，大家都认为太虚已经参禅有省，少年有成。其实这不过是他学着禅宗语录的样子弄些花头而已。由于太虚非同寻常的表现，深受道阶器重，没多久，便让太虚住到法师寮中，专职检核查对经书。太虚借此机会阅读了法师携带的各种图书，尤其是《弘明集》、《广弘明集》、《法琳传》等，这些都是佛教为弘扬佛法而与儒道辩论的护教文字，给太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佛教徒，在宣扬佛法的同时，还有责任护持佛法，对诬谤佛教的言论，应不给任何面子予以坚决批驳。
　　此时圆瑛也正住在书记寮听经，因彼此早就相识，因而听经之暇，便与太虚常常聚一起，谈诗论经。时间一久，越发觉得两个情志若一，意气相投。有天两人又谈及佛门是事，深感世风日下，殃及佛门。一时间意气奋发，豪情顿生，发愿要为佛国栋梁，宏法利生。圆瑛于是提议：“你我本是世外之人，四大皆空然则虽是身居方外，却也系相尘中。弟虽年少，却聪敏过人，况且有志精进，弘扬佛法。我投身法苑，访友甚多，唯感与弟情投志合，气求声应。你我何不结为兄弟，同参佛法，共济苍生。”太虚一听之下，立即响应：“我也正有此意，我虽年幼，然近年所见所闻，多不如意，世道坎坷，民生艰难，法门败坏，佛道衰微，如今你我如为兄弟，誓当互爱互助，同证菩提，作法门砥柱，以振光佛法，普度众生。”1906年9月3日（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正是佛教“自恣日”，按规定，僧众应集结一堂，互相检举或自报一切所犯轻重不合戒律之事，从而忏悔。就是这天，时年29岁的圆瑛法师与年仅18岁的太虚在宁波天童寺御书楼订盟为兄弟，发愿彼此同亲同骨肉，同参佛法，同成正觉，弘法利生，救国救世。太虚深藏心中的因己之苦，念及他人之苦的同情心，就此升华为无缘大悲。这颗菩提树苗，就此渐近成材。
　　1907年的夏天，太虚再次去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一同听经的一个和尚带有多种注解，太虚便借了看，对其中的《楞严蒙钞》、《楞严宗通》更是爱不释手，因为它们证实了自己先前对经文的理解。闲时，他还听道阶讲“相宗八要”及“贤首五教仪”等，然而太虚并不满足。在听经时，太虚听道阶谈起，要想了知佛法，精通教义，必须阅遍藏经。这使太虚很想试着阅藏，尽管他已知道大藏之浩瀚。然而寺院藏经楼所藏佛典被僧侣视同法物，均束之高阁，顶礼膜拜，一般不对外开放，对内也很少开放，因而不易阅览。谁知当太虚将此心愿告圆瑛时，圆瑛当即表示：“这有何难？我与汶溪西方寺净果和尚相熟，可介绍你前往那儿藏经楼阅藏。”“这可太好了！”太虚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事不宜迟，待此处事了，你我一并前往。”等天童寺经期结束，太虚回永丰寺取出衣单，便拜别了歧昌法师。
　　告别歧昌后，太虚由圆瑛亲自陪同前往汶溪西方寺拜见净果和尚，并住在藏经楼阅藏。当时与太虚一同阅藏的尚有多人，其中不少是民国佛教中坚人物，如后来成为镇江金山寺方丈的净宽，成为沙市章华寺方丈的本一等，而让太虚日后终生难忘的则是昱山。昱山，法名慧月，别署懒石，原籍常州，早年曾在官府衙门办事，年近三十的时候，偶然听人宣讲佛法，心有所动。他深感宦海险恶，人世多罪多苦，因而前往普陀出家，并在天童寺与太虚一同受戒，不久便到西方寺阅藏经。太虚刚到西方寺时，昱山便热情地迎接他并帮着他铺设寮房，使太虚深感亲切。在西方寺，太虚上殿、过堂、经忏之类都不用去，只是一心阅藏。《大藏经》是由印度和西域传译到中国的大、小乘经、律、论及高僧史传等汇编而成的一大丛书，因经文卷帙浩繁，集成所有经籍，故要吃饭一切经，为佛教佛、法、僧三宝之一。一般认为，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涅盘后，以法为师，即“见法即见佛”，因而在佛门弟子心目中，《大藏经》是“法有所依，教有所据”的法宝，神圣异常。大藏典籍可分经、律、论三种，故又称三藏经，其中经是释迦牟尼的说法、开法和讲说，律是释尊所制定的戒律和僧众生活的规章制度，论则是释尊的弟子诠释经文，论述义理的典籍。太虚初阅藏经，面对煌煌巨著，一时无从下手，因而最初一二个月中，只是从《大藏经》中随意抽出《梦游集》、《紫柏集》等没系统地乱看。有一天，一起看经的一位70多岁的老法师为他叹惜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