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的青年时代
　　在深厚的传统佛学根坻之上，太虚的学养又先后受到代表时代潮流的维新和革命学说的激发和滋润。无疑，这些都是中国开始面向世界的最新思想成果，经过太虚以佛理加以初步贯通，他的眼光已远远超越僧界同辈。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代精英，力救亡图存而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在顽固派势力的极力阻挠和镇压下，仅历时一百余天就以全面失败而告终，然而康、梁等人在“大同三世学”旗帜下宣扬的西方进化论，在孟子的民本主义掩盖下鼓吹的民主主义思想却如激流奔腾，在全国各界，尤其是文化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康有为在其所著《新学为经考》中，断然指出清朝政权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汉儒伪造的经典之上，从根本上给顽固派“敬天法祖”的理论依据以迎痛击，极大地动摇了延续几千年的专制统治。1895年，维新派举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外纪闻》在北京创刊。随后，上海的《强学报》、《时务报》、湖南《湘报》、天律《国闻报》等纷纷创刊，担任各报刊编辑、主笔的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更是竭尽所能，大力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著作，积极传播国外新思想和君主立宪制度，其影响之深远，波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自然，在中国佛教界也激起了反响。
　　同时，为了与维新思潮争夺人心，为挽救清朝灭顶之灾，洋务派官员提出“中学为体，西学这用”，重振儒家教育，以加强思想统治，并把矛头指向佛教寺庙，意欲吞并寺产以充办学之资。在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社会价值观中，对出家人素无好感。儒家认为在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最辛苦，耕作食粮，为立国之本。商人眩于私利，应加以抑制。读书人可以培养成官僚，教育百姓，辅助统治。至于以超俗避世为主的出家人则全是无用之物，不仅对社会毫无贡献，反而消耗社会资源。对此，加紧无法完全禁止，却应尽量减少。这种见解在中国社会影响极大，并为觊觎寺产的“假洋鬼子”、冬烘先生、地方豪强所拥护。1898年，作为他们总代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刊印《劝学篇》，在历数清朝功德，积极倡导儒学的同时，明确提出，要以佛道寺观，改充学堂，认为如今寺观，远逾数万，尤以佛教寺庙居多，都会百余，大县几十，即使小县，也有十几座寺庙，同时还有田产，这些都是布施而来的。若改作学堂，则房屋，田产一应俱全，可谓简单之极。张之洞为此还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将各县寺观没收十分之七，改为学堂。留下十分之三安置僧道。改为学堂的原寺庙田产收入，学堂用十分之七，十分之三则留给僧道。不久，清廷指示军机处颁令，将其付诸实施，由此解发了庙产兴学风潮。而佛门中种种弊端，则为其提供了口实。
　　所有这一切，使中国佛教在内忧外患之中，如不改革振兴，几乎难以自存发展。然而，也正因为庙产兴学，使更多的佛教徒认识清政府面目，由拥清转向赞成维新，参与革命，为近代观念输入敞开思想大门，它加速了传统佛教的嬗变，越来越多的佛教界有识之士因此从对佛教近代化漠不关心转向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华山便是其中的先驱。
　　华山，别号云泉，少年时便因学识过人，文字口辩俱所擅长而蜚声讲肆。其为人行事，也疏放潇洒，机敏过人。其时，为抵制清廷庙产兴学风潮，正在杭州与释松风等人创办僧学。他交游所及，多是倡言维新之人。因而在僧众中，华山也成为开新学风气的先导。华山因与在西方寺阅藏的净宽等人是故交，因而也常往藏经阁歇息，一来二去，也就认识了同在阅藏的太虚。华山看到太虚虽然年轻，然禅心慧质，非同寻常，因而对他也极为看重，时常与他畅谈世界与国内大势。当谈到如今清廷腐败，国势衰弱，对外不能御侮，对内荼毒众生时，华山更是悲愤异常，慷慨陈词，认为唯有维新变法，革除弊改，方能重振国威，救黎民于水火。而国运败落亦累及佛门，导致近世佛教衰微，作为佛门子弟而言，速改流弊，重振法门，更是义不容辞。华山尤其谈及佛教之衰，根本原因是缺乏僧材，因而当务之急是振兴僧学，造就僧材。
　　此时，太虚因阅经有悟，正处于超俗入真的阶段，禅悦充盈。因而初闻华山之言，很不以为然。甚至兴之所至，多次作文与其论辩，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太虚在与华山的论辩中，也深感华山所言，向所未闻，好奇心顿生，于是向华山借阅其所携新学书籍。而华山也对太虚期望甚深，因而将所带诸多书籍尽数供给太虚。其中包括当时维新与革命派人士所著、译的主要代表作，如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弟子书》、谭嗣同著《仁学》、严复译《天演论》，以及五洲各国地图及当时的一些中学各科教学书。这些著作在激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大力宣传进化论，指出在将来的世界里，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而中华民族要想在国际社会谋得立足之地，必须变法图强。尤其是《大同书》既以佛教价值观“苦谛”作为基础，又把佛教的“极乐世界”作为最高理想。梁启超的文章也对佛教伦理极力推崇，章太炎的文章更是提供露了佛门之弊及其根源，呼吁佛门弟子奋发自强，阻止庙产兴学。这些都激起了太虚的共鸣。而谭嗣同的《仁学》一书，更让太虚爱不释手，书中认为，佛教的“无”是“仁”的终极。“仁以通为第一义”，“能汇万法之一，能衍一法为万”，这完全是太虚熟悉的华严思想。书中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根本，主张“救人之外无事功”，把普度众生作为人生目的，以日新进取与佛教的大雄无畏作为人生态度，以菩萨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旨意为人生归宿。这些与青年太虚的思想极为合拍。书中大胆揭露，君主专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提出君主是由民共举的，是民择君而非君择民，人民有权推翻“独夫民贼”。谭嗣同在书中号如要：“冲决网罗”，将一切名利地位的考虑，儒家考据词章的教要，纲常伦理的人身束缚等统统打破，表现了极大的对世俗视野的超越，即出世精神。这一切激发了太虚开始把出世与入世统一起来，联想到这些年来自己所见所闻，真可谓国败道衰，黎民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度日如年。释迦牟尼当初邮家就是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之道，成佛之后，更是四处传道，目的是为普度众生。因而佛教本是济世救人，而非一味避世自修。菩萨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正觉。”禅宗六祖慧能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而今生逢乱世，身为佛门弟子，理应弘扬佛门救世精神，要将自己的一切众生一齐从苦难中救度出来，而得到究竟安乐；要将自己与一切众生一齐从愚痴中解脱出来，而得到彻底的觉悟。于是，曾超凡入真的太虚以更高的境界回真向俗。由于对维新思想大为心折，太虚对为他介绍维新思想的华山也心怀感激，两人因此结成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