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9月，太虚在双溪寺又巧遇故交，时任肇庆兵备道的诗人易实甫。易实甫原是敬安诗友，那年到七塔寺寻访敬安，恰遇正在听经的太虚，两人以诗文应答，颇为投机，易实甫非常欣赏太虚的诗意清超，因而两人结为挚友。这天，易实甫为庆贺生日，携广东一些诗人名宦汪莘伯、盛季蒙等往游白云山，没想到在双溪寺遇到太虚。故友重逢，自有一番寒暄。太虚为此以诗兴大发，与众人共集安集岩，吟诗唱和，留连竟日。太虚的诗句如“白云迎客掩，丹松傍岩开；铸此灵奇境，应穷造化才”等，也为众人称许。盛、汪等人更是时常人向吟诵推荐，太虚因此又结识了广州大诗绅梁节庵、江霞公。一时太虚之名，大广东上层社会颇受推崇。这验证了太虚的交际才能，使太虚增加了独立弘法的自信。恰在此时，月宾因有事要回湖南，便辞去了双溪寺住持一职，而寺中的监院释磻溪等，因太虚交友甚广，并得广东达官大绅推重，因而共同推举太虚接任双溪寺住持。太虚又邀约当年祗洹精舍同学开悟、善亮等来白云山。一时间，新朋故友，云集左右，吟诗畅谈，豪情甚浓。可惜没过多久，因与栖云往来的人太过繁杂，其中多有放荡不羁之士，因在受到寺中磻溪等人猜忌。加上开悟、善亮等人不习惯南方生活，相继离去，使太虚深感落寞不可耐，光致索然。太虚办的事业有时有虎头蛇尾的弱点，这从青年太虚的性格中已可看出。
　　时至1911年，在广东，革命党与清军的对峙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一连串的起义均告失败以后，内部发生分化，许多人信心动摇，有的悲观失望，斗志涣散；有的企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取得革命胜利，无后有刘思复谋炸清广州提督李准，熊成基谋杀海军事务大臣载洵，1910年更有同盟会中坚分子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开车沣，因事泄而被捕。为此孙中山等人在忧心如焚的同时再接再厉，积极策划新的行动。在广州，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正酝酿之中。
　　此时栖云已移居省城浮印寺，与云集广州的革命党人多有往来，因而与栖云联系密切的太虚也与革命党人往返日密。而革命党人大多从海外归来，对实行专制统治的清政府痛恨之极，因而思想上反传统，行为上也一反儒家伦理，故意粗豪放浪，横蛮诡怪，无所不有。禅宗优良传统的反面就是狂放。中国人往往恁良好的愿望喜欢取优去劣，中国文化“圆融”特点由此产生。其实这往往是不可能的，正如你要是喜欢一个人的优点，就必须容忍他的弱点一样。太虚早期思想本于禅，自然不免内在有“狂”的一面，再加与这些革命党人交往日久，受其影响，言行举止由原来的比较纯洁谨慎变得奔放不羁。在此期间，太虚亦亲自参加革命活动，他时常参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秘密集会，甚至他所寓居的双溪寺，也曾成为革命党秘密集会地点之一。以至于许多后有人依然记得，在当时革命党人的秘密密会中，时常看到一个着破衲，披斗蓬，面色微黄的年轻僧人参与其中，时而与人低声细语，时而又慷慨陈词，颇为引人注目，这便是当时年仅23岁的太虚法师。
　　经过周密准备与策划后，1911年4月，革命党人再度发难，即黄花岗起义，一度曾攻入总督府，两广总督张鸣歧闻风而逃，惜终因从寡县殊，义军旋即失败。是役革命党人损失惨重，先后殉难近百人，后经收殓尸骨，共72具，葬于广州近郊黄花岗。消息传来，太虚极为震惊，悲愤之际，作诗《吊黄花岗》，内有“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出一烈字”之句，表达了太虚对民主革命的拥护及对死难志士的敬佩与哀悼。
　　广州革命失败后，清廷四处侦缉革命党人，一时未及逃亡的革命者纷纷被捕。不久，清军截获栖云欲由越南输入枪枝，援助革命的密函，因而缉捕了栖云，将其羁押在南海县民事待质所。清军在搜查栖云住处时，竟意外拾获太虚《吊黄花岗》诗稿，因诗中有同情、支持民权革命之意，疑为革命者同党，因而下令拘捕太虚。官方经多方探听，得知太虚为白云寺双溪寺住持，于是出动两个营的兵力上白云山围捕太虚。然而此时，太虚早已不在白云山了。原来广州革命失败的消息传来，太虚情知事情不妙，唯恐因自己殃及寺内僧众，因而急忙辞了双溪寺住持一职，由磻溪继任，而自己则避居城内诗友盛季莹所寓江西会馆。当清军上白云山追捕太虚的消息传来时，太虚深恐江西会馆人多眼杂，不久又到潘达微所办《平民报》馆中暂避。回想自己此番南下，原为交友弘法，不想遭此事端。昔日朋友，或逃逸，或就此缄默，或被官府逮捕。自己则为躲避官府缉捕不得不四处藏匿，看来广东是呆不下去了。而若是回家乡，一则短于盘缠，再则外面清军追捕正紧，一时半会也走不脱，想到这一切，太虚不由深感失落。
　　滞留广东的太虚在进退两难之中，恰如他的一诗句所言：“年来却为嘤咛误，此际睦成去住难。”大家看到太虚焦灼、烦闷，心中不忍，便极力为他出面疏通。太虚的诗友，当时清乡督办江孔殷，为此向粤督张鸣歧极力开脱，而汪莘伯、盛季莹等广东知名官绅也为太虚多方疏解，加上去白云寺搜捕的清军并未搜索到太虚参与革命活动和其他物证。因而仅凭一首诗，也难以对其定罪。不久广东官府解除了对太虚的追捕令，限期让他离开广东。太虚不得不在汪莘伯等人资助下离开了广东，并在这年5月回到上海。回首往事，太虚不由心潮起仪，难以平静，自己本是讲忍戒杀的佛门弟子，怀着以佛法济世的宏愿，在这乱世的逼迫下，竟然参与革命党反表的暴力行动，共间又多次涉临凶险，自己也险遭不测。然而，佛法也讲，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废黜。何况这种经历，可以炬就敢以斩魔除妖的勇气豪胆。事实上，后来也正是凭借这种勇气，使太虚能不畏艰险，历经磨难，为振兴佛教，推进近代中国的佛教改革事业而献出全部热血、生命和智慧，真正的智慧！与太虚一同南下，对太虚转向回真向俗影响至深的革命僧栖云，在广州起义中不幸被捕，不久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广州光复，栖云亦获释。此后，栖云一度从军，曾在陈炯明军中任过团长、并曾任清远、从化等地清乡司令及兵站司令等，后长期隐居上海。太虚圆寂的时候，栖云还亲往哀悼，回首从前，物是人非，栖云该也是感慨良多吧！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少年太虚是何等不幸，而少年苦难恰磨练了他，成就了他。青年太虚又何其有幸，不但经历了维新和革命思想的洗礼，还秉受了当时仅有的新式佛学教育。
　
　　20世纪初年，面对汹涌而来的革命风潮，走投无路的清朝统治者为激发展传统士大夫的卫道精神，维护思想统治，把大兴庙产兴学，以解决加强儒学教育所需的教育经费与场所不足问题，作为对策之一。此举一出，令佛教界大为震惊，章太炎、释曼殊等先后撰文对介儒反佛者予以驳斥。由于清廷依照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保护外国教会，致使一些面临冲击而无能为力的僧侣转而企求来华外国僧人保护寺产。如日本僧人伊藤贤道等也乘有30余座寺庙归投日本净土真宗之本愿寺，遇事则由日本领事馆出面维护。为此敬安上书申辩并提出抗议，迫使甭政府下令保护佛教，并准许各省县设僧教育会，僧众可自办学以保寺产。敬安因德高望重被推选为宁波僧教育会会长、太虚、圆瑛、栖云则在旁襄赞，这也是太虚从事佛教近代化事业的开始。这其间，一些有识之士，如浙江的构风、华山，江苏的月霞，北京的觉先等，先后在各地致力于自动兴学之举。然而为抵制“庙产兴学”而萌发的“兴学保产”，为赢得社会好感，往往同时开办僧、俗两种学校。其中大多数僧学堂仅为维护庙产需要临时开办，缺乏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准备，因而难以真正起到培养僧材的作用。加上当时各地僧教育会，一般都有出家长老和地方士绅两个会长，而主持其中的士绅大多属土豪劣绅之流，致使僧教育会办的学校，或失去佛教立场，与一般学堂没什么两样；或同流合污，主持其事的僧人也干起了饮酒、吃肉、聚赌等违反僧制的腐败钗当。其组织的不健全，办理的不完善，都令太虚大感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