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的壮年时代
　　武昌佛学院创立后，太虚曾很兴奋，以为佛教革新有了依靠，从此踏上了坦途。然而宏伟的事业决不会轻而易举，太虚的主要目标——实现僧制改革的道路预想的艰难得多。　　
　　
　　太虚36岁那年心情不好，几乎将近一年都被挫折感笼罩。其原因复杂，大体可追溯到1923年秋。他创办武院，原想籍此培养一代新僧，靠他们带头，实现僧制革新思想。但武院主要依靠一批居士支持办起来，居士们当然要求武院也招收有志求学的年轻居士。太虚当初对此也不好表示反对。然而武院草创的教育体制经过实际运作，问题暴露出来了，主要是参照禅林规则的管理，居士学员大都不适应，而且由于少数人的不良影响，即使学僧，也难达到学、修并进的预期目的。尤其是学员的原有文化程度的差别太大，有的连小学毕业也达不到，有的则超过了高中水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怎么教？开头凭着对佛教教育的一股热忱勉强照顾各方面，但长此不是办法。教师非累垮不可，因此意见很大。太虚自己也任课，亲有体会。因此，在武院第二学年开学前的院董事会会议上，太虚提出：本届学生的学习期限从原三年缩为二年，维持到结业算了。以后决不能这样办。他还发表《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主张理想的佛学院——真正能培养出解、行相应，堪任住持佛教人才的佛学院，应从小抓起，因为儿童天真无邪，最可造就。相应其学制应从小学开始，包括中学、戒学、大学、研究五级，共达24年，才能使学生的文化程度比较整齐，便于严格教育训练。当时的武院内唯研究部可以保留。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的太虚尽管精通佛学，但过分理想主义。而武院的董画私人出资办学，尽管他们那时还尊太虚，但这么大的规模显然也负担不起。因此太虚的主张被否决了。到1924年6月，首届学员60余人毕业。太虚在董事会会议上再次提出改革武院教育办法：1、选拔一些秀生留校，设研究部让他们继续深造。2、新生不再招收居士，以集中全力培养住持佛教的僧才。3、学僧的管理教育模枋十方丛林规制，注重律仪，严格训练，使他们在学习期间就为整顿改革僧制作准备。这些办法又未在董事会上通过。这当然使他不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4年1月，太虚的弟子大勇从日本学东密（真言）归来后，应太虚之召赴武院开坛传播密法。自开院董事李隐尘等起，至一般学生共有27人追随他学密。有的甚至荒废了原来学业，而武汉密法却一时勃兴。太虚本来主张兼弘大乘佛教八宗，因此鼓励其弟子学密以复兴汉地密法。大勇也是他召来的。不久，从日本学东密归来的释持松也来到武汉，被李隐尘等推举为宝通寺住持。密法以即身成佛为号召，正切合偏于自利急于求证的当时武汉信众的心理，以此许多人趋之若鹜。太虚从佛教复兴师动众的根本出发培养僧才，改革佛教的主张因此受到冷落。这是太虚始料未及的。
　　还有佛教革新运动内部过分激进的一翼也闹腾起来。先是武院的江浙籍学员发表《致江浙各丛林寺院启》、《再致江浙诸山长老书》，要求组织“江浙僧团联合会”，办有系统的佛学院、慈幼院。接着尽管北京佛化新世界青年会曾取得太虚等18位名僧的通电支持，但他们在内容并未经太虚等审核的情况下，擅去以释道阶、觉先、太虚等18人的名义，发出“快邮代电”，提出激烈的改革要求：“革除数千年老大帝国时代旧佛教徒的腐败习气，露出新世运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旧偶像式铜像式的陋俗圈牢式的物质迷……”。并且散发传单，对一些长老进行人身攻击。佛教界被震动了。由于佛教界普遍把武院学生当太虚门下看待，对此不满的与受到辱骂的僧人有的致书太虚，有的公开向太虚施加压力。这也使太虚颇为难堪。
　　因此种种，1924年9月，太虚突然召集武院教职员，宣布院务暂由释善因代行；并致函董事会，辞去院长职务，当天就乘船离开了武汉。武院是太虚实验僧制改革理想的第一个基地，武汉地区是太虚佛教革新运动的中心之一。虽说近年武汉信众表现了一定离心倾向，但他们毕竟是太虚事业最积极的追随者。太虚的遽然出走，他们深感不理解。站在大多数居士的立场上，居士正信佛教也是太虚大力提倡的，武院兼培养的一部分居士骨干理所当然。何况是他们出资大力，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学僧，这些学僧日后大多成为大太虚僧制改革的支柱。站在一些倾向密法的僧俗立场上，密法的复兴也是太虚支持的，太虚不召来大勇，他们可能暂时还接触不到密法。即使持松来到武汉，没有太虚的默许，他们也不会如此热切。站在武院学员和佛化新青年运动积极分子的立场上，佛教革新势在必行是太虚的一向主张，无非是言词过分激烈，方式有些不当，时机掌握不好。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商量可以批评，何必出走呢？然而太虚却自有他的难言之隐乃至深刻的隐忧在。后来在《自传》上，太虚对出走原因作了如此的解释：（1924年）“春起，我已得了胃病，入夏渐剧。”故需要短期充分的休息。只有这样，才能使武院董事与学员“来不及”拘留。“又因（武院）第二期（届学员的教育）系随他（其他董事）意办，亦减少了热心及松懈了责任。”因病或体力不支是表面原因之一，而深层原因恐怕在于挫折感的笼罩。太虚这两年遭遇的挫折，与当年大闹金山，“佛教革命”所遭遇的大不相同。当年挫折主要由佛教守旧势力的顽固抵制和反扑所致。如今的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太虚咎由自取。是啊！上述居士、学员们的问难，太虚很难反驳与解释。因此以病为由，掩饰过去了。但居士与学中内部是否也能站在太虚的立场上想一想呢？在局部上，各自都有自己的充分理由。可太虚是从中国佛教改革全局出发的，提倡正信居士佛教、复兴密法、削弱旧势力这些全需要，办理想的佛学院资金不足也是现实问题。不过，愈是经费不足，愈是各执一端（局部），愈需要把有限的物力、人力集中在太虚所认为的复兴中国佛教的根本——培养一代新僧，使之成为革新佛教的基石之上。但这些在当时很难向各方解释清楚，何况在当时作这样的解释也使太虚陷入自己前后矛盾的困境。这是一层，更深层的困惑还不止此。太虚当年的挫折主要来自守旧的僧人阻挠，因而他寄希望于居士与青年，然如今看来，即追随他的居士与青年不是未孚所望。那种深沉的自私，终极关切意味上的自私；那种成就的急燥，末法（改变社会转折）时代的急躁，不论僧俗全是一个样，而他们的品格相去大乘菩萨的真精禅实在太远。太虚走南闯北，寻觅意趣相投的同道，而真正的同道实在太少。为什么？太虚的心头不禁掠过一丝为中国佛教前程的悲哀感。孤掌难鸣的感觉，也从此伴随太虚后半生（参见太虚《挽欧阳竟无》）。这一困惑，终太虚一生未解除。这种感觉，这种以大乘菩萨为表率的在当时诚属过高的要求是无法向武院的董事与学员直说，宜乎太虚离开武汉后，仅在上海稍留，就与其师祖奘年一起经宁波（连宁波也未逗留），径去鄞江桥云石洞隐居。与其说是养病，不如说养心。武院的事业暂时只能仍旧，必须佛教革新另谋出路。好在太虚已历经风浪，思来想去，到1924年底，他想出了两条值得一试的新思路。如果说太虚以前办事业虽说有讲经和其他活动参插，但基本上还有一个重心，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心，那么由于武院挫折的教训，他开始转向多头并进。这样，即使哪一头失败了也不要紧，他还有多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