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吸取了在法国的教训，太虚自10月23日抵伦敦后，在英国的多次讲演就避免了大而无当的主题，主要向英国听众介绍中国佛教状况。同时呼吁佛教徒联合起来，佛教学者也要联合进行研究。太虚还和伦敦佛教会商定，该会会刊也要传播中国佛学，译解汉传佛典；该会会长亨佛士负责联络英国佛学界，筹设世界佛学苑伦敦通讯处。太虚在英国讲学的效果比法国稍佳。随后即赴比利时、德国，在比利时太虚仅会晤了一些东方学者，在德国则逗留了两个半月。太虚对德国听众的讲演多讲自己擅长的经论与佛教人生观等，听众人数超过法国；还曾与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卫礼贤商议，设世界佛学苑德国通讯处于中国学院，由卫氏召集发起人着手筹备。太虚40岁日生日也在访德期间度过，他摄影一帧并自题诗：　　
　　浮生四十今初度，幻质飘零尚未央。
　　风烛无常愿无尽，海天云水正茫茫！
　　这首诗很能表达他的心情：期望太高，难免失望；然而仍不屈不挠。是啊！要指望背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主流崇仰佛教，转而影响中国，这几乎不可能。海天云水正茫茫，中国佛教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
　　1929年1月30日，太虚重返法国。主要原因一是法国外交部了解了太虚此行确实能代表中国，不仅是私人访问。为了表达欢迎之意，法国政府下令巴黎市面上政府捐出世界佛学苑堪，希望世苑总部能设在巴黎。二是龙舒贝勒女士等将成立巴黎佛学会，希望太虚去指导。2月3日，法国外交部在巴黎东方博物院举行晚了将近半年的欢迎会，外交部代表比勒先生告知太虚上述意向。太虚致词答谢。但通过近半年的了解，他已清楚原来的期望不切实际。如世苑总部设在巴黎，将有许多不便。中国佛教的复兴，还得靠中国佛教徒自己。因此，他托辞此事配世苑各国发起人商议再定，把它搁置了下来。回国后也未认领捐地。次日，巴黎各报都登载了太虚照片及赴欧设想、经过。10日，巴黎佛学会正式成立，该会会员共20多人。太虚出席了成立会，并讲经指导，龙舒女士和旭佛乃尔夫人当场皈依太虚。东方博物院长阿甘曾说，法兰西的佛教以太虚为开创者，这时才成为事实。太虚总算未虚此行。
　　2月22日，太虚抵纽约。在美国，他先后于耶鲁大学、西北大学、哈脱福特宗教研究基金会以及伯克莱宗教学院等处作了讲演。美国佛教史学者维慈认为：“他的听众对他所要讲的内容似乎并不那么挑剔，并对他那富有魅力的风度、引人注目的称呼以及华贵雍容的外表更感兴趣。”（《中国佛教的复兴》）太虚在芝加哥访问了费尔特博物院院长罗特，与之商定，即于该院筹设世界佛学苑美国通讯处。4月29日，太虚回到上海。
　　太虚弘法欧美的预期目标，即以佛法吸引和感化欧美知识精英可以说基本落空。他以很大精力在各国筹设的世界佛学苑通讯处不久也烟消云散。但是，作为汉传佛教传播欧美的开始，太虚也不是毫无所获。
　　首先，他唤起了欧美东方学界对汉传佛教与汉译佛经研究的进一步重视。仅仅太虚不懂任何外国语言，而且穿着中国僧服访问欧美的对东方学界传统的一个震动。自那以后，欧美佛教学者研究领域大大拓展。
　　第二，他为中国僧人在欧美留下良好印象。太虚的理想虽然远大，但凡见到他的国际友人从未感到他有哪一点自命不凡的表现。相反，一位英国东道主回忆说：他是“和蔼的……非常安静，并且笑起来十分可爱。”一位法国妇女说他是“极为出色的，并且极具风度，人们真的可以博学到他的那种圣洁。”东方学者则对他作为组织者的精力表示赞赏。人们普遍认为他具有吸引人的个性。
　　第三，太虚希望各国佛教徒联合的呼吁具有潜在影响。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中成效甚微，但战后逐渐显露，可惜太虚未能目睹。
　　对太虚本人而言，欧美之行在思想上的收获更大。他到法国不久，就发现了自己原来的设想有不切实际之处，因而抛弃了幻想，恢复了立足本国的思路。这可能是最大的收获。其次，通过实际考察，他深感在中国国内从书本上、从言谈中了解的西方文化也是片面的。所谓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之说，实属浅薄。再次，他从同西方宗教界的接触中进一步了解到基督教的某些长处，这在回国后设想的新的僧制改革方案中得到了一定体现。总之，过高的期望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但在理想之光的映照下脚踏实地去做，总会有所书获，甚至意外的收获。光嗤笑别人空想，或畏难而迟疑等待，就一无所获，一事无成。

失败难免，只要不气馁。尽管挫折很多，太虚一生奋斗获得的主要成果如此之大，以致跨越了世纪，跨越了佛教各宗派。
　
　　太虚在抓住一切机缘筹划弘法欧美的同时，并未放弃在国内的努力。僧制革新一再遭挫使太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较少受政局动荡影响的确良教义革新方面。其主要成果就是颇为海内外称道的“人生—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太虚最足以自豪的也是这一成果。
　　至少在1937年，太虚已清醒地认识到他主张的僧制改革已失败。他认为其失败“的由来，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与制度。”（《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所以教义改革，即“理论和启导”应当说是成功的。
　　人生佛教思想萌芽于太虚当年提出的教理革命，首先是针对中国传统佛教重死人、鬼神的流弊，其中建设性内容特别是创意不多。明清以来，传统佛教已衰落到以所谓赶“经忏”为一般僧尼（非高僧）主要谋生手段。关于“经忏”，佛典无据。大抵从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所谓“梁皇宝忏”一路演变而来。而为了借经谋衣食，清末一般僧尼更大肆宣扬地狱的恐怖、鬼怪的狰狞以及念经“超度”的功德。可叹本是修证指南的佛经，竟沦为他们装模作样骗饭吃的工具，因此也沦为高官贵人死后的殉葬品。佛教被讥为专门送死超生的“死教”。与此相应，一般僧尼的社会地位也极其低下。和尚被社会骂作“　朝中的懒汉，米中的蛀虫”。不少地方还流行着这类民谚：“老婆好打，和尚好欺”。比丘尼更是低人一等。鲁迅小说中描绘的阿Ｑ这样的社会底层人物还可欺侮不尼姑实属当是普遍现象。由于尼姑多从事送死超生的行当，致使有的地方形成了这样的风俗：农历正月不能路遇尼姑，万一遇到就要向她吐唾沫，否则就会“倒霉”。从事宗教职业在世人心目中应当是神圣嵩高的，而那时变为“倒霉”。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对此，太虚和清醒地看到当时佛教现状的僧人们都感到“一种内心深深的痛苦和悲哀”（中国佛教的复兴》）。既然佛教的沦落是由为死人服务开始的，那么佛教的复兴就必须为人生开始。太虚认为过去的佛教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今后则应运用佛法基本原理研究宇宙人生真相，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人生佛教的思路源头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