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条都想择机一试的新思路是：一方面，太虚依据中国佛教史，针对某些人热衷密法，提出“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后又明确指出，如果中国佛教确能复兴，那必定不是时尚所推包括太虚自己都深深研究推重的法相唯识，也不是形成一时热潮的密法，而仍在禅（《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故他想在各宗派中以弘扬禅宗为主，把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丰富发展为“直依人性，增进成佛”，也就是他人生佛教思想的禅宗化。另一方面，太虚改革佛教，原本是为了使佛教适应社会。如今中国社会动荡不定，佛教改革也就难以确定趋向。他又认为中国社会动荡源于世界局势变幻，所以不如从大处着手，通过世界佛化运动使欧美各国优秀人士了解佛教，信仰佛法。太虚还认为，由于“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乎于多化”（注释：该语系太虚原话，意即当时国外新思潮对中国人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太虚年谱》页104）果真如此，那改变社会转折时代中国一般佛教的心态也许就有了办法。如果西方人因佛教影响，把他们一向的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所有改变，世界就会安定。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随之安定，中国佛教复兴的根本——僧制革新才可实现。因而提出先将佛法传播欧美，特别是西方学术思想界，再反过来影响中国佛教徒。
　　太虚前一预见至20世纪80年代后，在海峡两岸初步得到了证实。后一思路掺杂着很大幻想，曾被印顺批评为“缓不济急”（《太虚法师年谱》104页）。然而在太虚，却体现了他对佛法的高度信仰，对佛教救世的坚强信念。太虚的这一想法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由深受于庐山筹设世界佛教联合会获意想不到的成果的启发和鼓舞。
　　早在1922年夏，太虚与释竹安游庐山，只见东晋净土祖慧元草创的东林寺衰圮不堪。正好住庐山天池寺的客僧坦山等来访，讲起唐、宋盛时这里曾有大小寺院300余座，而今自从列强在华设租界，在匡庐牯岭辟避暑区后，周围十里唯有基督教堂林立，佛教竟无立足这地。一番嗟叹过后，太虚不禁询问起牯岭附近有克古寺遗址。坦山等介绍慧远弟子、庐山十八高贤之一昙说创建的上大林寺即在离此不远。太虚一行马上随之寻觅至划界桥。其时太阳就要落山，新月冉冉升起，一派荒烟蔓草中牧童已驱牛归去，正想着今晚找不到了，突然，依稀见划界桥畔矗立着一块石碑，借着月光，摸着字形辨认，却好合了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上大林寺遗址就在桥北极农所居茅屋与牧场之间。唐朝大读人白居易在此曾留题咏，明人尚有游记，都云风光明媚，如今遍地荒草。太虚于是发愿，不久将尽力在原址重建一讲堂，暑期可来此讲演佛学，就不信这里竟会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太虚回汉口后，就在武院董事会会议是提出这一建议，获得董事们赞同。大家分头筹款，并遣太虚俗家弟子严水孚至庐山具体负责置地重建。到1923年5月，第一期工程完成。当年置期，太虚与张纯一、黄侃、汤用彤等在此作了佛学讲演。原来在牯岭周围嵊乎已看不到的僧人、佛教徒不少都来听讲，游客也有被吸引来听的，特别是基督教徒深感好奇，成群结队来伺察。当然，其中也有故意找茬的，但即使是他们的责难，也表明了佛教不可轻视，何况基督教徒中也有虚心研究佛教教义，然近逐渐改变对佛教态度的。这一事实增强了太虚的自信心。事有凑巧，严少孚在重建大林寺的时候，由于其建筑结构与庐山其他一般建筑一样，都是木板房，不能引起人注意，故特地在讲堂前矗起了一块“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大招牌。太虚等人到庐山讲学时，这块招牌就引起了在斜对面日本旅馆内避暑的日本驻九江领事、日本银行职员的注意。由于佛教在日本的影响极大，日本的公职人员中许多都是佛教徒。在位领事江户先生就是其一。他看到大林寺内中外各色人等进进出出，误以为世界佛教联合会已建立或正在筹建，因此要求代表日本佛教加入世界佛教联合会，并致电日本佛教界，要求在明年（1924）推派代表来庐山讲演，参加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这一来，次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筹备便不得不当真起来。太虚首先将《世界佛教联合会章程》呈地方当局转交北洋政府备案，然后向暹罗（今泰国）、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发出邀请函，并在大林寺附近加盖住房，准备接待。1924年7月13日，世界佛教联合会议召开，实际上泰、缅、斯各国并没有派代表与会，仅日本佛教联合会派了正式代表佐伯定胤、木村泰贤出席。日本代表与会当然有其用心，除了宗教热诚外，也想把世界佛教组织雏型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在庐山避署的英、法、德、芬兰等国对佛教感兴超的人士。中国出席会议的佛教徒除了太虚一系外，还有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省的代表。这个会议就像现今的国际佛学研讨会，开头10天，中外人士轮流演讲。太虚讲的题目是《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大意不外西方重物质科技，东方重人文精神。紧接着的会议上，主要由中日代表讨论了三个问题：1、中日佛教界如何交换留学生、访问学者？2、如何联络泰、缅等国佛教徒，使他们也参与国际佛教联谊活动？3、如何向欧、美各国弘传佛教？这类讨论也照例没有结果。会议唯一的决议是定于1925年在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由于当时中国人对国际会议多有一种神秘感，故太虚等筹备该会议感到不并不难，而且宣传效果极佳。进而自然可推出如果佛法传播欧美，反过来对中国的影响更大的结论。所谓世界佛教联合会，本有虚张声势意图，结果弄假成真，似乎也很有希望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佛教徒的国际组织，进而向欧美弘法。这一意外收获对联困境中的太虚确是很大的鼓舞。前述太虚两条新思路中的第一条即重振禅风因在当是反响不大，后来就很少提起；第二条即联络各国佛教徒，弘法欧美成为太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攻方向。
　　
很多设想可通永远也实现不了，但在理想之光的映照下踏实地去做，总会有所收获，甚至意外的收获。光嗤笑别人空想，或畏难而迟疑等待，就一无所获，一事无成。
　　
　　1925年8月4日，太虚再上庐山。一面续开暑期佛学讲演会，这次专程到会作讲演的有北大教授张怡荪、太虚故友台湾月眉山灵拉寺释善慧等。太虚讲“世俗谛的人生观”，摄儒归佛。一面在大林寺设立“庐山学窘”，召集其学生释会觉、大醒、满智、迦林，让他们在此学英语与佛学，为弘法欧美作准备。太虚亲为学生讲《阿陀那识论》等多种经论，后辑为《庐山学》一书。这与他对武院教务的“松懈”形成反衬，可见其重心所在。同年10月，释昭三等邀太虚至苏州北塔寺讲经，谈吐间流露出将北塔寺让给太虚办学的意思，太虚由此萌生了办“世界佛化大学”的念头。接着他作为中华佛教代表团团长赴日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东京会议与庐山会议相比，除了排场大些，并无多大实质性的改进。出席会议者除暹罗（今泰国）来了一人外，仅增加了当时属日本附庸（实为殖民地）的朝鲜、台湾代表。会议的唯一成果是宣布通过公历的每年4月8日为佛教纪念日。倒是会后的参观与讲演增进了中日佛教的相互了解。当然，没有会议的名义也就难得有如此的机缘。太虚一行历访神户、东京帝国大学、曹洞宗本山、日莲宗本山、立正大学、名古层、京都、大谷大学、真宗东—西本愿寺、龙谷大学、黄檗山临济大学、离野山等地，晤见了日本佛教各宗派的领袖、著名佛教学者。在讲演中太虚不忘提议经常法欧美，以致令日方总招待水野梅晓印象最深的是：（太虚）“法师欲依佛教主义之宣传，令欧美人改造对世界之基础观念；（太虚）于谋世界人类之和平与福址之大抱负下，不以其劳为劳，诚精力绝人之勇者也！”（《民国佛教界之盟主太虚法师》）德国驻日大使索尔夫与在东京大任教的德国教授也特约太虚晤谈，德国驻日参事卜尔熙（后任驻华大使）同表示愿为太虚介绍柏林友人，欢迎前往德国讲学。这使太虚增强了弘法欧美的信心，日后也确实为他的欧美之行提供了一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