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1912年，传来了著名居士杨文会不幸去世的消息。杨文会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许多开他性的贡献。由其创办的祗洹精舍虽为时不长，但其僧教育思想却开时代风气之先，成为新式佛教教育的典范，因而其门下弟子也是人材辈出，许多人成为近代佛教界中坚人物。太虚亦为其中杰出一员，故杨文会也可称作是太虚一生遇到的诸多明师中的一个，而杨文会倾尽毕生心血主持的金陵刻经处，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刻经达向百种，数千卷之多。这对推进佛学研究，普及佛教知识，弘扬佛教文化都起了积极作用，也为佛教近代化事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铺垫了浓厚的教理基础。在杨文会去世以后，金陵刻经处的事务由其弟子欧阳渐主持，杨文会未竟事业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1911年，中国反清民主革命派终于用暴力手段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并于第二年成功地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胜利并没能维持多久。武昌起义胜利后没多久，在西方列强支持下的袁世凯一方面动用武力，进攻革命政府；一方面又诱使南方革命政府进行和谈。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很快面临种种困境：由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革命党不注意维内部的团结，没能将革命中各地发展起来的力量有效地凝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由于财政拮据，武器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同占据军事、经济优势的袁世凯相对抗，加上对因长期占乱可能会导致西方国家干预的担心，致使南方革命党人不得不作出妥协。1912年2月，在清朝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声明拥护“共和”的前提下，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位。随后，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南北暂归统一。此时，敬安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正日益扩大。在留云寺会议上做安被推选为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此后便积极主持了总会的领导工作。先是将各省原有僧教育会改为支部，县僧教育会改为分部，不久全国陆续成立了22个支部，400多个分部。一些原有的佛教组织，如佛教协进会等也大多并入。一时间，中华佛教总会成为几乎是唯一的全国性佛教团体，并在上海清凉寺专门设立了办事处，仁山等人留处驻会办理正常事务。正当中华佛教总会忙于联络各地寺院，扩充组织，建立分支机构之际，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各地相继发生一些逐僧毁佛事件，侵夺寺产的风潮湿再次兴起。为此，云南、安微等支部相继向总会告急。这年8月，湖南支部甚至专程派人到上海，请求总会设法制止当地军警社团学校纷纷占夺寺产的情形，这使敬安深感事态敬安赴北京奠定佛教总会基础。而敬安也觉得佛教总会会章尚未经北京政府认可，因而是意欲北上以谋立案登记，使总会合法化，能更有力地维护佛教权益。
　　1912年9月，敬安在福建支部长释本忠、江西去中长释大春等陪同下，到达北京。在京他同道阶、文希等人商定，对佛教总会会间时行了修改，规定其宗旨为统一佛教，弘扬佛法，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基本任务则是普及教育，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增兴实业等，这一切体现了佛教总会具有趋向近代化的性质。随后他们通过时任北洋政府内阁要员的敬安诗友熊然龄疏通，将会章呈请政府立案。到11月初，因形势紧迫，敬安又亲赴北京政府内务部，与主管宗教的礼俗司负责人杜某交涉。其实正是该司下令调查寺产，将其分公、私诸目（所谓“公”，即信德布施者，所谓“私”，即僧侣募化而得）。然后分别提拨，供各级政府使用。对此，敬安不能不据理力争。敬安认为，寺产在信徒为布施，在僧众即为募化，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然而不论布施与募化，均为僧徒所有，非属政府或地方公产。杜某在理屈词穷之下，竟然厉言作色，对年届高龄，深受各界敬重的佛教名流大加训斥。敬安以法门高僧，竟受势利小吏无端指斥，悲愤交集，当即退出。回到法源寺住处，他郁恨益甚，追思此番北上，受屈辱可以忍耐，而事未成，有负佛教界重托，难以向对此行抱有很大希望的僧众交代……竟然气急攻心，于当晚不幸圆寂。噩耗传来，太虚悲痛欲绝。太虚一生，因缘所至际遇名师甚多，而于法门师匠，独心折敬安，对其魄力不雄大，志愿之坚毅，追慕不已。因而太虚的言行举止，亦受敬安的潜移默化甚多。敬安为近代中国禅门高僧，本以参禅清规戒律修，寻求个人解脱为要旨，然近代中国国难法难相继，使每一个不甘自弃的僧人也从维护与弘扬佛教出发，开始关注世事。敬安曾经自白“我虽学佛未忘世”。他住持久天童寺时，该寺因受太平天国毁佛冲击，尚未恢复。为规复该寺，敬安在选贤任能，规范内部的同时，不得不深入俗世，与社会各方打交道，历经艰难，终使天童寺得以中兴。而当庙产兴风潮兴起，浙东35寺僧人冒用敬安名义请求日本保护时，敬安气愤至极，认为此举辱国辱教，因而上书清廷，要求中国政府保持寺产。其拳拳爱国之心，历历可见。而敬安顺应时代，创办宁波僧教育会、中国佛教总人等组织，并兴办宁波僧众小学、民众小学等教育事业，使其成为早期中国佛教近代化的领头人。据说敬安在宁波阿育王寺，曾在舍利塔前燃左手二指，并剜臂肉灯供佛，其一生在各地寺院曾燃顶至腹，共18处，两臂燃痕连结，殆无完肤。这充分表明他在个人修行上的坚执。而其诗文与佛学造诣之清深，更令众人景仰。太虚作为其弟子与敬安多次接触，尤其办僧教育会期间，更是随侍左右，朝夕相处，因而敬安一言一行，融通万物的博大胸怀，不畏艰险的刚毅性格，普救众生的入世精神，对太虚的一生都有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敬安对太虚的成长更是关怀备至，后虽一度因金山事件对太虚略的抱怨，然也由于爱之深而起。因而太虚对敬安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如今听到敬安圆寂的消息，太虚不禁区悲从中来，潜然泪下，回首从前，往事犹在眼前，太虚甚至清晰地记得曾有一天晚上，敬安把他召到方丈室，向他细细讲述自己生平经历，讲到自己遭遇坎坷，仍矢志不移，献身佛教时，敬安不由乘兴吟诵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此勉励太虚。太虚之所以少年立壮志，是与敬安分不开的。敬安的教诲犹在耳旁，敬安的音容似在眼前，然而斯人已去。直可谓世事变幻，生命无常。太虚自幼父母双亡，除外祖母外一无依靠。好不容易找到可靠的良师，他正指望借助佛教总会推行改革，想来敬安必能扶他一把。如今一事无成，良师再也帮不了自己。想到这里，太虚再以难以抑制心中的悲伤，他深夜披衣而起，研纸磨墨，作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