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夏天，在宁波七塔寺听经的太虚因圆瑛被拘县衙一事得罪敬安而避往苏州小九华寺。正在这里，他遇到了革命僧人栖云，使他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到革命思想。栖云，俗姓李，是湖南人，曾经应科举考中秀才，弱冠出家，跟从敬安法师参学。不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康有为、梁启超等等领导的维磨擦变法运动失败后，使越来越多功能人对清朝政府深感绝望，纷纷走了反清道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即武装反清。在国内多次举行的起义失败以后，被清朝政府通缉的革命党人纷纷逃往海外。1905年先后流亡到日本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以领导全国反清革命活动。国事日非和革命形势高涨使热血青年奋起，也使栖云再难留在古寺清修。不久他离开敬安，前往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来，与栖云熟识的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回国密谋起义，栖云也一同回国，并进秋瑾在绍兴来往于江、浙一带，有时西装革履混迹市井，有时又身着僧衣，隐居寺庙，并在小发华寺结识了太虚。与栖云一样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僧人还有一大批，如（苏）曼殊、宗仰等。因为栖云的缘故，使太虚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民主革命思想，并因读到栖云带来的书报，知道了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不久组织了以保救光绪皇帝为目标的保皇会，以《新民丛报》为喉舌，大力宣扬改良，认为光绪皇帝圣德无比，民众应当忠君保皇，在中国实现君主主宪政体，才是法庭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些言论遭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决驳斥，他们以《民报》为主要阵地，揭露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认为只有推翻清廷专制，效法西方民主制度，才能拯救中国。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不达意中，更是将其革命主张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推翻清朝皇族的统治，实行民族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实行民权革命；推翻少数富人特权，实行民生（社会）革命。而邹容所著《革命军》一文，吐露了热情奔放，勇猛奋发的革命思想。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更把革命称为能去除所有一切社会弊病的良药。这些使太虚阅读之后，大受感染。从佛法根本业报缘起论而言，佛法虽能涵盖世法，但不能代替世法。世弊乃世人共业所造，当先用世法来挽救。太虚认为中国社会积弱日久，非革命无以救其衰。而与社会息息相关的中国佛教，历年来也流弊甚多，亦须进行革命，方能复兴发扬。在次序上，宜先投身反清革命，以谋有利于佛教革新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这和同时代的释宗仰的见解类似。
　　1908年秋，被拘县衙的圆瑛得到敬安救助而获得释，太虚也为此得到敬安谅解，便又回到宁波。然而不久又传来栖云被捕的消息。原来当初与秋瑾回国后经常互通消息，约定在1907年7月19日于安徽、浙江两地同时举义。徐锡麟却于7月6日提前发动，乘安徽巡抚恩铭视察警察学校时将其击毙，徐本人也被捕遇难。清军在其住所搜出徐锡麟与秋瑾的通信，包围了大通学堂，将秋瑾逮捕杀害。而绍兴大通学堂教员的栖动工亦受牵连，于第二年秋以革命嫌疑被捕于吴江县衙，并转解苏州。当时江苏巡抚陈启泰系湖南人，素与敬安相熟，彼此时有诗文应答。因此，重情义的太虚忧急之下，竭力恳请敬安法师出面保释栖云。在敬安的斡旋下，很快将栖云营救出狱。
　　1910年初，太虚又在西方寺静心阅藏。这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有故友来访，太虚跑出去一看，原来是栖云，真可谓故人相见，分外亲热，两人携手畅叙离别之情。去年春天，栖云与太虚曾一起前往南京杨文会办的祗洹精舍求学。然不久，栖云应友人邀约，前往南方，在香港、广东一带访学，并滞留了一段时间。恰在此时，栖云挚友释月宾受广州白云寺双溪寺邀请，任该寺住持，并拟改该寺为十方丛林。他知悉了栖云将近宁波庆贺敬安59岁华诞后，托栖云从宁波约请一些僧人同往南方弘法。栖云因觉太虚诗文颇佳，擅长文字宣传，因此力邀太虚前往事广州，协助组织僧教育会。他极力劝太虚说，如今南方革命风潮日紧，无数有识之士云集广东。你既然心怀大志，欲以佛法救世，理应前往南方，领略蓬勃生机。太虚颇以为然。
　　在栖云的鼓动下，这年二月，太虚同栖云一起放海南行，经上海抵达香港。而此刻，南方的革命气氛确已非常浓厚，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正接连发动把推翻清政府作为首要目标的武装起义。去年，黄光等人已在香港筹组同盟会南方支部，积极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太虚他们在香港逗留其间，正值革命党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失利，许多人避往香港，因而栖云每天都与革命党人来往，畅谈革命局势，情绪激昂。不久因清政府缉捕革命觉人，香港局势也渐趋紧张。
　　几天后，太虚到了广州。然而由于月宾是湖南人，与广东僧众在语言习俗上多有障碍，因而广东僧教育会很难组织起来。太虚只好暂住在白云山，一方面宣讲佛学，一方面在报刊不上时发表些诗文，并因此与广东官绅以及各界交游。太虚在广东结交的友人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都是新闻记者，很多人都深受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因而在与太虚交住中，给太虚介绍了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思以及日本早期社会主庑者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使得太虚的政治社会思想显得极为庞杂。同时，章太炎的另一些著作，如《建立宗教论》、《五无论》等尤其引起太虚兴趣。章氏所谓建立宗教，实际上是重建佛教，他提出要重建佛教教规“若百丈（唐代高僧）所建立，庶几可乎？”。这使太虚五年后还把这篇文章翻出来精读。章氏还把佛教的“众生平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把佛教的无差别境界扩展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为佛教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架起了桥梁。致使太虚误以为无政府主义与佛教邻近，认为社会时步可由君主立宪，国民革命（共和），社会革命（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依次阶进。
　　到了夏天，广东僧人志光及鲁少皓、邹鲁、潘达微等发起在华林寺欢迎月宾、栖云及太虚讲演佛学。不久，太虚便在志光住持的寺院狮子林组设了佛学精舍，这是他创建的第一个佛学团体。太虚每周从白云山去那里二三次，定期宣讲佛学，主要讲天台宗与禅宗的学理。讲经之余，太虚抽空编撰了《教观诠要》和《佛教史略》，这也是太虚讲学、著述的开始。文中认为善于学佛的人，应当依从自心体悟而不能拘泥于古义，应随时变通，巧妙地逗机因人说法。而不能以佛所未说而划地为牢，佛所已说而泥古不化，埋没自身的灵性。在今中国世界均处于剧变的时代，佛教亦应随世变通，宜变出家本位而重在家佛徒。罔在伟大之思想，高超之志愿，深远之慈悲，宏毅之魄力者，皆当担起救世之大使命。而佛教的中兴与发展则有赖于英雄佛子，是谓仍经受宏道，而非道宏人。这些都极为重要，充分体现了太虚已恭行的大乘菩萨行和渊源于禅的思想解放精神，是他一生思想的出发点。这一时期，因参研佛学而与太虚结识来往的还有邓尔雅、林君复、陈静涛，以及当时广东的达官士绅，如司法研究馆监督梅光曦、法政学堂监督夏同和，以及教员邹鲁、叶夏声等，他们都与佛学精舍相呼应，大力倡行佛学，太虚也为此大广州声誉日隆。其中，梅光曦后成为与北京三时学会韩清净齐名的唯识学家，时称“北韩南梅”，与在保持着友谊。邹鲁是老同盟会员，后曾任中山大学校长。陈静涛则成为太虚事业始终不渝的拥护者和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