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无边，何物能相掩！白云偶尔栖，当处便黮暗。
　　吹以浩荡风，毕竟了无点。庶可见近者，莫由聘驳贬。
　　太虚无形段，何处能著染？红尘蓦地起，直下亡清湛。
　　洒以滂沱雨，彻底尽收敛。方知从本来，原自无增减。
　　
　　太虚也和之以诗：
　　日月回互照，虚空遇还掩；有时风浪浪，有时云黯黯。
　　万象恣开丑，当处绝尘埃。虽有春秋笔，亦难施褒贬。
　　余霞散成绮，虚空忽煊染，恰恰红尘漠，恰恰青天湛。
　　悠然出岫云，无心自舒卷。泰山未尝增，秋毫未尝减。
　　这两首诗事实上已反映出两位大师一禅一净之间不同的佛学渊源，不同的为人处事。不同的人生道路，以及对弘扬佛法的不同贡献。虽然印光的佛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已不同于传统佛教，如他认为佛法并非消极无用，而是救世良药，因为它能医治人心，因而要想救援世道，必须昌明佛学。这对佛教入世倾向予以一定肯定。但在具体操作上，印光不赞成激进的改革，从主弘扬净土出发，便更注重个人修持，坚决反对传统佛教僧众热衷经忏，忽视修学的行为。他强调以真信笃愿为前提，恒持摄心念佛不懈，因而他在给太虚的诗文中，认为太虚（诸法本真）为本来清静，但为客尘所染，为了还其本来面目，理应超脱泥粘，要以浩荡之风吹拂，以滂沱大雨浇洒，以去除去尘埃，还清净面目。太虚则在步其韵奉和的诗中提出自己主张诸法平等，融洽碍，认为本来清静，颇有禅宗“顿悟”之风，并且用“日月互照”、“余霞成绮”之景象，凸显其庄严辉煌。由此可见两人在心境与佛学见地上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交往与友谊，相反印光在给太虚的信函中，多次苦口婆心，希望太虚能改正他所认为的不足，更好地成长。因而两人个人私谊一向较深厚。
　　
太虚以佛法救世的宏愿，以禅悟为根基的反教要倾向，受到辛亥革命后合国革命形势的鼓舞和革命精神的激发，喷涌而出，不可抑制。他独立跨出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佛教协进会，大闹金山。
　　
　　转眼到了1910年秋天，这时各省以推行地方自治为名，占寺夺产之风愈演愈烈。江浙一带僧众于是会集上海、商议对策，商量的结果，准备推请敬安进京，向政府请愿，以抵制这股风潮。不久，太虚被敬安邀到宁波天童寺，让其起草请愿保护及改革振兴佛教计划书，写成后又请了上海《神州日报》主笔汪德渊加以修饰润笔，准备携往北京。同时太虚也积极作陪同进京的准备。然恰在此时，国内形势又发生急剧变化。原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纷入侵中国的西方的列强开始大规模强夺中国铁路修筑权，他们把出资修建铁路作为加强其政治影响与经济渗透的手段。而中国铁路建设的落后乃人所共知，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达是现代化的先导，要使中国富强，必先大力修建铁路成办孙中山等有识之士的共识之一。为此，一些地方绅商试图承办一些私营铁路，以保权利而救危亡。而穷途末路的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增辟财源，于1903年富布向商人开放铁路修筑权。几年后全国有十几个省设立了商办铁路公司，相继开展集股、勘路及兴修等业务。孰知软弱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压力下，1911年5月又颁布铁路国有计划，将已经商办的粤汉、顺汉铁路强制收归“官办”。此举一出，立刻遭到各界激烈反抗，尤其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随即兴起大规模保路风潮，一时间，四省区民众与政府间矛盾急剧加深，有些地区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在此情形下，敬安欲携太虚北上请愿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不久，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由于保路运动在四川地区很快演化为革命党与官府之间的武装斗争，并有迅速向四周蔓延的趋势。清政府情急之下从湖北调集大批军队进入四川，这给长期在湖北新军中作宣传鼓动的革命党提供了一个机会。1911年10月10日，因一次偶然事件处于危急之中的革命党控制的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并很快取得了胜利，这便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迅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11月3日，同盟会在上海发动起义，不久成立沪军，推陈其美为都督，上海宣布光复。在上海的影响下，11月5日，前清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此公后也倾心佛教）。与此同时，革命党在浙江起义，旋即宣布浙江独立。12月2日，革命的江浙联军攻克南京。至此，江浙地区遂告光复。在各地光复之际，多有僧众组织僧军参与光复之役。在江浙一带，就有玉皇率领的数达700余人，且携枪械的上海僧军，在陈其美指挥下，参加了攻克南京的战斗。而浙江绍兴，更有开元寺释铁岩，捐寺产充当军饷，组织数百僧军，推戒珠寺住持谛闲任统领，参加浙江光复之役。江浙相继光复后，推戒珠寺住持谛闲任统领，参加浙江光复之役。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政府对民众的压制，因而一时间各种社会团体及政党组织纷纷涌现。对这些组织，太虚在游历过程中也多有接触，而他比较认同的则是江亢虎领导的社会党。江氏早年从事妇女教育活动。后在日本与欧洲游学期间，接触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即所谓无国家、无宗教、无家庭三无主义。1911年春，他从欧洲回国并传播他的思想主张，武昌起义后不久，即这年11月，他在上海组织中国社会党，并在报界富布党纲。他认为经济发展有赖于生产活动中利用人类天生的本能。作为实现人类平等的手段，他提出取消家庭，而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前提是妇女的彻底解放。可能因为属于出家人吧，太虚对取消家庭表示响应，并与社会党人交往密切。与太虚来往的还有师复、沙淦、吕大任等人。吕大任对初识太虚的情形似乎记忆犹新，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春天，无政府主义者在上海云南路仁济堂集会，会场中时有一年轻和尚颇引人注目。他发言认为：要想真正解除人民痛苦，在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后，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因其观点与吕大任极为相近，吕好奇之下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便是太虚法师，此后两人过从甚密。十多年后，当太虚前往欧美弘法，在美国旧金山还碰到过师复的友人，对太虚进行了盛情招待。这是辛亥革命前后，太虚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交往。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太虚的政治思想虽有影响，但无论如何，太虚之所以进行“激昂之佛教新运动，”在根本上不是依据“禅与般若、天台之佛学，”尤其是唐代禅宗的入世和革新精神。（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
　　武昌起义成功后，迅即得到全国各地响应，短时间内，即有十余省份相继宣告独立。当独立各省为各自利益而争吵不休时，从海外归来的的孙中山使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暂时团结起来，孙中山因其个人威望被以绝对多数票选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任命了一批政府官员，随即又成立了临时参议院，颁布了具有宪法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样，尽管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已成立，它宣告了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终结。辛亥革命的胜利用职权，使太虚认为中国政治、社会革命业已成功，他本人作为出家人对社会的责任已尽到。现在的首要大事是革除佛门弊端，着手推行其酝酿已久的佛教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