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随学道白云层，棒喝当头领受曾。
　　从此更无师我者，小窗垂泣涕如绳！
　　万树梅花竟埋骨，一轮明月孰传心！
　　遗诗自足流千古，翠冷香寒忆苦吟。
　　字里行间倾注了太虚对敬安知遇之恩的感激，对其高尚品行的尊敬，对其骤然离世的悲伤和思念。敬安遽亡的消息传开，全国佛教徒群情激愤，社会各界也为之不平，熊希龄将此情况与后果向总统袁世凯作了汇报。袁世凯把持下的北洋政府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有本质不同，其不容民间团体之专制精神，与清朝政府如出一辙。但袁世凯再三权衡，觉得对其统治构成根本威胁的南方革命势力尚存，一切布置远未就绪，此时不宜以此冒犯民情，触动众怒，乃不得已下令转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于是总会得以合法化，各地庙产亦稍得保全。
　　1913年2月2日，佛教界上海静安寺举行敬安追悼大会。当时，诸多名流云集上海，而作为敬安生前得意弟子参加者追悼会的太虚，面对恩师遗像，追思恩师生前对自己的诸多关照和殷切期望，而自己致力推行的佛教改革事业也是为了维护佛教，复兴中国佛教，与敬安的遗忘在根本上不是一致的。与会的众多僧人却浑浑噩噩，对此一点也不理解。太虚作为敬安曾着意栽培的弟子，理当在这种场合讲话。太虚在讲话中，一时且悲且愤，把多时压在自己心底的话说了出来，或许他也想到在这种场合讲一些被一般人认为过头的话，不大会被当面指责，更加有效。太虚深感袁世凯把持的北洋政府终究不会从根本上放弃搜刮寺产，压制民众团体的政策。在此情形下，中国佛教如不弃旧图新，实施总会章程，无异坐以待毙。因而在讲话中激愤是提出了“佛教革命！”他认为传统佛教要走向近代化，必须进行三方面的革命，其一是教制革命，他吸取金山改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想时行佛教革新，必须首先进行僧伽制度改革，因此必须废除传统的剃度制与子孙住持制，创办佛教大学，在学僧中选拔僧才，住持寺院。其二是进行教产革命，他认为旧有僧寺在宗法制的影响下成为了变相的“家天下”，寺院财产的外置权业操纵在少数“家长”手中，有的随意挥霍，有的串通土豪劣绅变续，有的自己无德无才，任外人骗夺，却压制贤能等等，种种弊病丛生。因而太虚要求积极转换庙产功德，采取集体所有制，使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于兴办佛教教育义中的迷信成分，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探讨，佛教应注重研究宇宙特别是现实人生的真相，应有适应现代社会思潮的新形态。
　　对此，太虚事业的继承者印顺法师评论说，太虚为推进中国佛教近代化而提出的三大革命口号，可谓思想、制度、经济并重，把握了佛教革新的全局，这是何等的智慧！（《太虚法师年谱》）而且这与辛亥革命的全国形势相呼应，其核心内容都从佛法根本流出，充分体现了太虚的大悲心与菩萨行。这还表明年仅25岁的太虚已成为中国僧人中唯一具有推行佛教改革的充分的自觉意识的领袖人物。无奈太虚的见解在大多数闭目塞听的僧人中是太超前了。他在敬安追悼会上提出的佛教革命理论在当时宛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佛教界；加之由于北方袁世凯正蓄意扫除与佛教革命声气的南方革命势；同时佛教界大部分人满足于庙产暂得保存，即使太虚是为他们着想也得不到认同。因而太虚的佛教革命主张不仅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和支持，相反遭到佛教界守旧势力的多方诘难。当时上海《佛学丛报》主编濮一乘撰文反驳说：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未久，实为妄人之邪说。而太虚竟在大庭广众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未免肆无忌惮。可见久囿于传统者在感情上便不能容忍这种言论。濮一乘进一步认为，在太虚提出的三大革命中，唯有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余地，但因牵涉极广，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问题。至于教制革命，不仅毫无理由可言，在逻辑上也根本不通。若教理革命，除非提婆达多（古印度人，其理论被认为属魔说）从地狱复起不可。濮一乘的言论在当地很具代表性，因而太虚特撰《敢问佛学丛报》一文予以反驳，指出三大革命主张是从思想、制度、经济三方面入手，实能掌握佛教革新的全部问题。然而无论如何，太虚此时在中国推行佛教革命，各方面时机尚未成熟，因而惊雷响过，一切又归于沉寂。
　　1913年3月，由于各派协力，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静安寺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江西、云南、江苏、上海、浙江等省支部教派了代出席大会。大会推举冶开、熊希龄为会长，清海为副会长，圆瑛为参议长，道阶为要关部理事长兼北京办事处长，仁山、宣天磬等人留驻上海会所处理日常事务。在这次大会上，任命太虚为中华佛教总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总编辑，于是太虚便住在上海佛教总会办事处——清凉寺，开始着手编辑《佛教月报》。太虚利用《佛教月报》为阵地，积极为佛教革新进行舆论宣传。这年佛诞日，《佛教月报》正式创刊，时值道阶在北京法源寺举行佛诞2940年大会，朝野毕集，盛况空前。《佛教月报》第一期专门进行了报道，太虚也特意撰写了纪念佛诞的文字。不久，因《佛教月报》转到释宗仰办的印刷所印刷，太虚便搬到印刷所住了几个月。宗仰，俗姓黄，别号乌目山僧。出家后，在镇江金山寺得法。诗文书画俱佳。曾极力赞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章太炎也为好友。后来受爱俪圆主罗马迦陵器重，到上海主持编纂筹印《频伽大藏经》，时在上海为此开设印刷局。太虚在编辑之余，与宗仰、仁山、文希等人交游，闲谈，自得其乐，而仁山等也是《佛教月报》的主要撰搞人。太虚在《佛教月报》先后发表了《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幻住室随笔》等文章，反对传统佛教的“神不灭”、“中阴”、“中有”等明里暗里偷运灵魂之说，认为无神也就是无造物主，也就是无灵魂，而世上的一切则都是以“无”为究竟的。虽然这种观点完全符合原始佛教的本义，但仍然招致了守旧势力的大满，以致《佛教月报》的办刊经费时常受到牵制，到第三、四期已延期出版，而第五期稿子编辑完成的，终因拖欠印刷费而未能印出，因而《佛教月报》仅办四期便被迫中断。而太虚想从宣传入手推行其理想之路亦被阻断。不久，太虚便离职他去。
　　此时，太虚等离寄予希望、企图藉以推进佛教近代化的中华佛教总会的维持亦举步维艰。1914年3月，总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冶开以年迈函请辞职，大会推清海继任会长，维持局面。不久，仁山与善亮等人因与清海意见不合，前往江西另谋发展，而文希、玉皇等亦次第离去，总会内部人心涣散。1915年6月，更有北京政府内务部制定《寺产管理暂行条例》，以保护寺产为名，规定各寺住持及有关者不得将寺产变卖、抵押或赠予，实际上架空了寺院对财产的外置权。这年10月，袁世凯在将辛亥革命成果破坏殆尽之后又悍然发布《管理寺庙条例》，宣布取消中华佛教总会，并规定，寺产遇有公益事业的必要及得地方官方许可，可不在该寺住持的管理处置之内。寺庙住持违反管理之义务或不遵僧规，情节重大者由当地长官训诫、或予撤除。这实际上将寺产归地方长官处置，而寺院住持原有的管理权利则变成“义务”，也为贪官污吏侵夺寺产，再起庙产纷争大开方便之门。后清海等人鉴于总会活动基本陷于停停顿，上书北京政府，将中华佛教总会改为中华佛教会，然由于此时国内革命浪潮低落，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相继失败，与民众权益紧密相联的佛教徒的权益自然也难以保有。袁世凯死后，佛教界知名人士曾联名向国会众议院陈情，要求取消《寺庙管理条例》，但不久因张勋复辟，解散国会而告落空。1918年，段祺瑞把持下的北洋政府内务部以《中华佛教总会登记安》与《管理寺庙条例》相抵触为由，公然宣布取缔中华佛教会。至此，这一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在名义上亦不复存在，而清凉寺总会旧址只剩下一残破不堪的铜字招牌在财贸雨中独自摇曳，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