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总会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较统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本应对佛教复兴与近代化起较大的推进作用。事实上，太虚等人亦对其抱有厚望，然它却如一颗流星，倏亮旋逝，未能承担起应尽的历史使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道德是组织基础的涣散，中国佛教传统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近代化需要，而总会以为基础的各省僧教育会，育其量只有近十年的发展史，其中作为主要基石的僧尼不少是迫于生计出家，因而也只关心生计，对佛教信仰淡薄，更谈不上积极支持总会推行的有利佛教发展的革新措施；而主持佛教会会务活动的多为青年僧人，他们虽热心推动佛教革新，但终因资历、经验等原因，难以独挡一面，尤其缺乏筹资能力，遂使革新计划难以推行。而近代中国居士群体虽对佛教有较坚定信仰，志在复兴佛教，且具有一定经济能力，但却受佛教总会会章所限，大多被排斥在领导层之外，以致对革新佛教爱莫能助。其次是佛教总会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致使内部不能同心协力，共筹大业。佛教总会的建立本身乃是新、旧势力妥协的产物，守旧势力企图借以维护庙产，革新势力则意欲藉此推进佛教近代化，而总会从建立伊始，便被守旧势力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总会的领导人物对佛教近代化并不明确反对，不少人甚至赞许佛教革新，但他们与受过新式僧教育的太虚、仁山等人毕竟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是缺乏改革佛教的高度自觉。这其中敬安是唯一有威望调和两派争端的人，他既是大德长老，深受佛教各界推崇，同时又是太虚恩师，自己也曾躬办佛教教育与社会事业，因而他若能协调长老之力，支持太虚等，则佛教改革借助总会组织，尚可有所作为。可惜敬安早逝，致使总会领导中枢乏人。继任者冶虽得禅门拥戴，但对其他各派而言，终不如敬安；加上冶开年届高龄，本身主持常州天宁寺寺院务已属勉强，对总会事务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会长一职，恰似荣誉称号。至于熊希龄当选会长，主要是因为他在北洋政府内的地位与影响，可利用其护法。而实际负责总会工作的清海，其威望、才识都难当此任，已成空架子的佛教总会在面临北洋政府压力时自然无法抗争。其实，在北洋政府以兴办社会公益为由，企图剥夺庙产时，总会本可将计就计，动员佛教界广泛自办社会公益，这一方面可以争取舆论同情，取得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也可堵当局之嘴，将主动权操在手中。虽然兴办社会公益耗资巨大，但一旦取得社会同情，支持佛教的人士将越来越多，资金匮乏也不用愁了；而自守淡泊的僧人管理社会公益事业也容易取得公众信任，佛教近代化也就走上了良性循环轨道。可惜总会领导人根本大计不出，一味利用上层斡施，少数人请愿等手段，致使北洋政府洞悉其无能，便为所欲为，甚至下令聚缔。这一切表明，中国佛教近代化事业成功尚需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历程。
　　
辛亥革命的流潮消退了，佛教革新的有利环境丧失了，唯有孤独的弄潮儿党政军在生活费滩上徘徊。他不时俯身捡起一只只活海贝，因为那是浪潮的残留，里面有着海的生命。
　　
　　组织佛教协进会，呼吁佛教革命上断失败后，太虚并不甘心。为实现其佛教革命理想，他又打算与少数志同道合的僧人一起组织佛教弘誓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以此待机东山再起。清末民初，宁波的延庆寺观堂成为僧众中品行最为恶劣的马流僧聚居地。该寺僧众的腐败不良，激起周围民众的强烈不满。1912年冬天，观堂所在鄞县沈知事下令封闭寺院，将其中僧徒全部驱逐离寺。同时请中华佛教总会鄞县分部另行选派德行高尚的僧人往持该寺。此时主持鄞县分部事务的是太虚曾师从的七塔寺歧昌法师，一同被推举作为延庆寺住持候选的还有心恺、谛闲等四人，而心恺等人得知消息坚决拒绝，谛闲同处在犹豫不决中，一时也不敢轻易接任观堂住持。恰在此时，有平湖报恩寺僧人式海与志恒、静安等人筹设佛教弘誓会，得知观堂事态后，深感可以借观堂地址作为创立佛教弘誓会的场所，因此静安等专程赴上海留云寺拜访谛闲，极力怂恿谛闲忽再观望，去担任观堂方丈。式海等借观堂场所办佛教弘誓会，会众将在财力、人力上支持谛闲，以解其后顾之忧。在静安等人劝说下，1913年初，谛闲正式接任观堂住持，并改观堂为观宗寺。与此同时，式海又邀太虚前去策划级别建佛教弘誓会事宜，并邀曾率僧军参加上海光复之役的玉皇前去坐镇客堂，以防止先前被逐的马流僧前来骚扰。
　　1913年2月间，太虚在观宗寺亲自撰与了佛教弘誓会的缘起及章程等。在太虚所撰章程中，明确提出佛教弘誓会以菩萨行的四弘愿为宗旨，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成。”在弘誓会内，分组宣教团、慈善团、编译团从事利他事业；建立佛学研究社、讲习所，修习天台止观，改组教团以弘扬佛法，改善社会风气；要求会员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而不论僧俗，不拘国藉，只要信仰佛教，热心佛学的个人可入会。于于寺院入会，则由弘誓会派人住持，寺院亦成为公有，寺产由弘誓会调处，并受到该会保护。此外，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从太虚起草的弘誓会章程中可以看出，太虚虽然不再提佛教革命，但教理、教产、教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措施都包含在其中，唯言辞较为温和罢了。其中有的条文可能根据式海等或考虑到谛闲的要求而增入，如修习天台止观等，太虚本人在修习方面的主张不会如此狭隘。太虚首先想借弘誓会凝聚俗两界有识之士，建立旨在佛教革新的核心教团，一步步由小而大，化私为公，从而实现其革新佛教之宏愿。其中吸收居士入会的条文应是借鉴了佛教总会失败的教训，这一思路有助于太虚事业以后的部分成功。可惜，没过多久，谛闲在观守寺根基渐固，而志恒等人又倾向谛闲，因而谛闲及其法徒等大权独揽，很不情愿佛教弘誓桧在寺中活动，与式海、静安等人时起争执，最后竟至水火不容，于是式海等人相继离去，而观宗寺也成为天台宗门庭。其实，谛闲在当时佛教长老中也算得上倾向温和改革的人物。因此，太虚先后交结的好友仁山、常惺都曾追随谛闲。1914年，谛闲即在该寺创立观宗研究社，该社为天台宗第一个近代教育研究机构。至1919年，观宗研究社扩为观宗学舍，分弘法、研究两部，对外正式招收学僧。1928年，两部合并，改称观宗弘法研究社，规模更加扩大，办学层次更完备，并创办发行了台宗第一份近代刊物《弘法月刊》。谛闲作为传统的师徒方式教育出的法师，尤其是在中年以后思想已成熟的定型，此时还能适应时代要求，接受和提倡近代佛教教育与传播模式，此时还能适应时代要求，接受和提倡近代佛教教育和传播模式，殊为难能可贵。他教育培养了一批像倓虚、宝静、静权等后起之秀，均成为20世纪中华佛教天台宗的顶梁柱。对谛闲的个别行为或有争议，但他是当之无愧的近代台宗复兴的领袖，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殆为定论。但是，太虚的主张着眼于佛教改革与复兴的全局，谛闲则着眼于台宗的振兴。虽然佛教整体上的繁荣有赖于诸宗的振作发扬，太虚也提出了八宗兼弘，可太虚本人显然不能也不会甘心受一宗一派的限制。于是，太虚不久后也离工观宗寺，前往师祖奘年法师住持的宁波西河沿观音寺。佛教弘誓会亦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