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太虚一生倡导佛教革新，最初着重于整理僧伽制度，晚年则代以菩萨学处。后者贯通于僧俗，把出家僧众和在家信众纳入一个共同的法门中，渐次深入，达到振兴佛教，改进社会和人生的共同目标。因此，菩萨学处或菩萨道是人生佛教的重心和落足点。

3．太虚未竟事业的后继者

太虚提出人生佛教，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未看出实现的希望，他写《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认为自己一生的努力是失败的。但他的思想和实践启导了后继者。如他的弟子印顺，1951年在香港开始“明确的”弘扬人间佛教[12]， 1952年去台湾后，经过一段波折，不得已闭关潜心著述，深怀着思想孤寂的心情，却用一支笔探佛法从印度到中国的兴衰之奥秘，扬人间佛教之积极光明的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乎理性和道德的“纯正的佛法”。

二、人间佛教的积极弘扬者：

印顺的文字般若和人间关怀

太虚一生为佛教革命奔走呼号，呕心沥血，但由于传统佛教阻力太大，又值国难当头，因此他的佛教革命事业未获成功，最后郁郁而终，1947年圆寂于上海玉佛寺，寿龄五十九岁。然而，他为佛教的近代化奋斗终生，有一套完整的设计，从庙产兴学而引起的教产革命到教制革命再到教理革命，从创办佛学院、培养僧材，到成立佛教组织，再到宣扬世界佛教，这些都对后继者发生深刻影响，因为这套设计几乎囊括了西方社会近代化的“器物——制度——思想”的所有主题内容。印顺是太虚的学生，亲随其教，深受器重。然而他深感佛教积弊甚深，要想在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他觉得，佛教的根本问题是思想问题。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印老说：“虚大师所提倡的佛教运动，我原则上赞成的，但觉得不容易成功。出家以来，多少感受到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是思想问题。我不象太虚大师那样，提出‘教理革命’，却愿意多多理解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些澄清作用。”[13]印顺这番话已是晚年的回顾。但从这番话里，我们仍能体会到早年法师心如明镜的智慧，和平实的态度与心情。我们不妨由此深入，探寻印顺因何选择了一条用手中的一支笔主导佛教的“思想革命”[14]，用文字般若来弘扬人间佛教的道路。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的善于思考，善于写作，而性喜平实，使他作出了这种选择。

1．印顺为佛法的兴衰而研究和写作

他的善于思考和写作，可从早年他屡屡受太虚之命写评论文章，回应教内外对佛法的“错误”理解，窥见一斑。例如，1938年周继武居士一再发表论文，论证《大乘起信论》与唯识学相同，太虚嘱印顺评论之，印顺于是作《周继武居士<起信论正谬>》。1939年秋，太虚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印顺对有关不利佛教的歪曲丑化的部分，加以评正，他受命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1941年支那内学院发表《精刻大藏经缘起》，太虚要印顺评论，他写了《评精刻大藏经缘起》，对欧阳竞无居士精刻大藏“龙树无著，两圣一宗”，“台贤藏密，绝口不谈”的选取标准，删削后“存目但评判”的做法，以及部别编排的方式，都表达了不以为然的看法。[15]如果说这些回应性的评论文章，印顺还不免笼罩在太虚思想观点的热力影响之下，那么1940年后，他的《唯识学探源》（1941年）、《印度之佛教》（1943年）等长篇著作，以及倡扬人间佛教的系列文章和著述，如《佛在人间》、《法海探珍》和《佛教是无神论之宗教》（1941年）等等，已经标明他思想的原创性，开始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风格。尤其《印度之佛教》一书（他出版的第一部书），引起太虚之议论而发表不同意见，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印顺富于个性思想的形成。

印顺对佛法作深沉的思考，自然是出于他对佛教的满腔热忱和对人间的热切关怀。而他的问题意识与太虚无有二异，都是针对传统佛教的弊端而来。他的独立思想的形成也与太虚的教导和启迪分不开。比如，释昭慧著印顺法师传记——《人间佛教的播种者》一书中提到，“二十九年（1940年），他读到太虚大师所讲的《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教》、《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每一篇都引起他深深的思维。对于秘密乘的定位——‘天乘行果’，以及中国佛教的言行矛盾——‘说大乘教，行小乘行’，他得到一些启发，也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16]从这则资料里，我们可以捕捉住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出发点。印顺此后探索印度佛教史，发现印度佛教之灭亡正起因于密教的定位“天乘行果”，“天佛一如”；而中国佛教的衰微也由于没有发扬真正的大乘精神，如弥勒的“不修（深）禅定，不断（尽）烦恼”，从广修利他的菩萨行中去成佛的法门，相反，大大传扬的都是那些急于修证，急求成就之类法门。印顺一再质问自己：“（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说大乘教，修小乘行’，思想与实行，真是这样的不相关吗？不是的，中国佛教自以为最上乘，他修的也正是最上乘行呢！迟一些的‘秘密大乘法’，老实的以菩萨行为迂缓，而开展即身成佛的‘易行乘’，可说是这一思想倾向的最后一着。我从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发见这一大乘思想的逆流——佛德本具（本来是佛等）论，所以断然的赞同‘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初期行解”。[17] 印顺的这种洞见和抉择，使他最终与太虚的思想发生歧异，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不满，导致他几乎一生因得不到别人理解而感到思想上的孤寂，而自嘲为“冰雪大地撒种的痴汉”[18]。但可以说，印顺这一生以超常心力写出的差不多所有的著作，都建基于这种对佛教衰亡的反省和沉思。正是从这种对佛法兴亡的沉思里，我们才深深体会到他对现实的佛教界无法纾解“国难教难”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才能了解到他对国家、对佛教的一片赤诚和对人间的无限关怀。

印顺在思想上勇猛无畏的探索，终使他在思想领域的探险比太虚走得更远，对佛教的病根子也似乎挖得更深。他不仅看到中国佛教末流的重死与鬼的偏向，而且洞察佛教在本土的消亡是由于迎合了印度教的天化神化而“天佛一如”所致。而这种天化神化也侵蚀到中国佛教，“情势异常严重”。印顺怎么会有这种洞见的呢？这是因为他在接受太虚思想之前已经有了独自摸索修学佛法的经验，他看到了佛教界的现状与他从藏经圣典所理解的佛法的巨大差距，他的内心已经蕴藏了他深切关怀的问题。他后来在《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一文中谈到他探求佛法的信念与态度时说得明白：“经历四、五年的阅读思维，多少有一点了解。……理解到的佛法（那时是三论与唯识），与现实佛教界差距太大，这是我学佛以来，引起严重关切的问题。”“佛法与现实佛教界有距离，是一向存在内心的问题。出家来八年的修学，知道（佛法）为中国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渐失本真，在印度由来已久，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所以不能不将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