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几段自述中，我们了解到印顺学佛后的思想历程。他把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自不同于一般学者的“为研究而研究”。而他最终发现人间佛教的理念，确定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场与目标，是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他感受到的时代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同文中说，“我在佛法的探求中，直觉得佛法常说的大悲济世，六度的首重布施，物质的、精神的利济精神，与中国佛教界是不相吻合的。在国难教难严重时刻，读到了《增一阿含经》所说，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回想到普陀阅藏时，读到《阿含经》与各部广《律》，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而不是部分大乘经那样，表现于信仰与理想之中，而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间’、‘以人类为本’的佛法”。[20] 印顺由此确定了他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场与目标，如他的《印度之佛教·自序》所说：“深信佛教于长期之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练之，愿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来，动机之所出，于身心国家实益之所在，不为华饰之辩论所蒙（蔽），愿本此意治印度之佛教”。[21]

综上所述，我们看出几点：第一，印顺倡扬人间佛教，是由于现实佛教界缺乏大乘菩萨大悲济世的利他精神。他在国难当头，佛教危机的严重时刻，深深感到人间佛教的亲切与真实；第二，他从治印度之佛教开始，目的在于发现佛教的根源与流变失真，而要抉择洗练出一种契理契机的纯正的佛法；第三，他要透过佛教思想史上的滔滔雄辩，而洞察出佛教思想的目的与动机，是为了对人的身心和社会国家有实益。

印顺一再标明自己“我是为佛法而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1976年，他在《谈入世与佛学》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入世与出世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修学佛法与佛学研究的问题。他说“真正的佛学研究者，要有深彻的反省的勇气，探求佛法的真实而求所以适应，使佛法有利于人类，永为众生作依怙。”[22]那年冬天，他又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里谈到他对佛法的根本信念和看法，其中有两项涉及他对佛法的理论与修证的看法，和治佛教史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他说：“佛法不只是理论，不只是修证就好了。理论与修证，都应以表现于实际事行（对人对事）来衡量。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索隐行怪：正表示了理论与修证上的偏差。”“治佛教史，应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记取过去的兴衰教训。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珍惜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因素、惩前毖后吗？焉能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参考呢！”[23]

印顺的上述思想是颇富创见的，对佛教兴亡原因的诊断也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他作出的大乘佛法三系说和把真常唯心论的如来藏作为中国台贤等宗及末流佛教走向灭亡的思想基础，与中国佛教传统观念相抵触，以致于他抉择洗炼出的人间佛教思想，长期不为中国佛教界所容纳。引人注意的是，即便倡导佛教革新的太虚，对印顺有关真常唯心论的看法也不以为然。有人由此推断，太虚与印顺的思想有根本差异，最典型者，如台湾研究近世佛教思想的江灿腾先生，1988年在《东方宗教研究》第二期上发表《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一文，其中有一段说到从太虚到印顺的思想转变，他主张：“印顺法师的思想，绝非承袭太虚大师，而是对其批评，并展开自己的理论体系。如不理解这一点，纵然读尽印顺法师的所有著作，亦是枉然。并且也掌握不到《净土新论》背后的真正心理动机”。[28]

对此，印顺本人在江文发表后有些补充，或曰“补正”更适宜。他在《读后》一文中说，“一般说，（太虚）大师是中国佛教传统，其实（十八年）游化欧美归来，已大有变化。二十年七月（1931年），在北平讲〈〈大乘宗地图释〉〉说到：‘今后之佛学，应趋于世界性，作最普遍之研究，修证与发扬。……今后研究佛学，非复一宗一派之研究，当于经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作深切之研究，而后博通且融会一切经律论，成圆满之胜解’。那时已不是早期‘上不征五天，下不征各地’的中国传统，而趋向世界性的佛教了。……有世界性的佛教倾向，所以对‘天乘行果’的大乘，不反对而认为不适宜于现代；针对重死重鬼的中国传统而说‘人生佛教’。” [29]根据这种思想的史实，印顺作出判断：“（太虚）大师是深入中国佛学而又超越了旧传统的。”不是江氏说的“无法跳出这个圈子”。[30]1944年秋，太虚在汉藏教理院作《人生佛教开题》，首先阐明人生佛教的意趣，说人生佛教“须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世界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之中精要，综合而整理之。”[31]这可印证印顺判断太虚在提出人生佛教时已有世界性佛教的趋向而非固守于中国传统，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印顺又说：“大师‘融旧成分太多，掩盖了创新，虚大师所说的真正佛学，反而变得模糊了’！至于我，秉承大师所说的研究方针。著重印度佛教，正因为这是一切佛教的根源；从印度长期发展演变的佛教去研究，才能贯摄世界不同类型的佛教。”“大师说‘人生佛教’，我说‘人间佛教’；……其实，大师也说‘融摄魔梵，渐丧佛真之泛神秘密乘，殊非建立三宝之根本’。可是‘点到为止’，只说不适宜于现代而已。”“我与大师间的不同，除个性不同外，也许我生长的年代迟些；遵循大师的研究方针，世界性（佛教）的倾向更多一些。我虽‘不为民族情感所拘蔽’，而对流行于印度或中国的‘怪力乱神’‘索隐行怪’的佛教，与大师同样的不会尊重他们，也许我还是个真正的中国人！”[32] 这些材料无疑充分说明了印顺与太虚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思想分歧，而是“一脉相承”，“有所发展”。不过，说来也难怪，印顺一生所写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做的他所说的“辨异”的工作[33]，对于他与太虚一脉相承的思想反而说得不多；这正如太虚一生多强调“融贯”，融旧成份太多，掩盖了创新，致使他所说的真正佛学反而变得模糊。而一般人往往趋于极端，由于印顺在太虚的思想路线下“辨异”太多，从而使人无法把握他的真正思想核心所在。

3．佛如何由天上落实到人间

1941年，印顺写了《佛在人间》，明确地说，“佛陀怎样被升到天上，我们还得照样欢迎到人间。”[34]如果说，前文阐述了印顺让我们看到佛是如何一步步由人间升到天上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他又是如何让佛一步步落实到人间的呢？

印顺虽在1941年就写了《佛在人间》、《法海探珍》、《佛教是无神论之宗教》等文章和著述，确定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可他明确讨论人间佛教，却是在1951年底，来香港之后。为什么要过了10年，他才开始明确地讨论人间佛教呢？除了时局不稳，居无定所等因素外，合理的推测是，这期间，太虚正弘扬“人生佛教”，如1943年秋太虚在汉藏教理院讲《人生佛教开题》，1946年8月在镇江讲《人生的佛教》等。另外，1947年虚大师圆寂，印顺负责《太虚大师全书》的编撰工作，需要投入全副精力，同时这也给他提供了吃透大师思想全貌，深切领会大师思想精神的机会。1948年5月30日，太虚大师全书编竣，同年7月，大师全书之初编《佛法总学》（四册），由上海法车仑书局印行流通。1950年2月大师全书第四编《大乘通法》（四册），在香港出版。同年4月1日，印顺编《太虚大师年谱》脱稿。之后，他觉得，该是弘扬人间佛教的时候了，于是在香港净业林开讲《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等。印顺说，“在预想中，这只是序论而已。”[35]可他没料到1952年去台湾后，遭受到了12年的“漫天风雨”[36]，致使他的人间佛教理念无法推展开，只得退回关房，潜心著述，用文字般若来表达他的人间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