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佛教非绝灭天命，而乃继善成性。宋代儒士批判佛教绝情灭欲，不婚不育、绝伦止类。绝情灭欲是摧残人性，绝伦止类是毁灭人类，这可是莫大的罪名！佛教界能听之任之吗？当然不能。契嵩认为，佛教主因果报应说，而且因善果善，因恶果恶，而“生”乃物所喜，所以佛教好“生”而止杀。他说：“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恶死。有血气之属皆然也。圣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杀，夫生杀有因果，善恶有感应，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恶其果恶。夫好生之心善，好杀之心恶，善恶之感可不慎乎......？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其止杀之渐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杀。”既然佛教以“止杀好生”为务，何言绝灭性命？佛教不仅不绝灭性命，也不主张灭杀人之情性。契嵩说：“夫出家者，出俗从真，臣得请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逆去也。持戒者，惟欲其徒，洁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则容其正偶，非一切断人相生相养之道也。”就是说，佛教主张清净无欲，只是灭其情感之累、去其肆欲之心，非是绝灭人之情欲也。道衍说：“夫佛之学，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为比丘，割爱辞亲，剃发染衣，从佛学道。在家为居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此等事何曾无之？”也就是说，佛教并不禁止婚姻嫁娶，也谈不上绝灭男女之情欲，“绝伦类”自然也不是佛教所能做到的。真可指出，佛教并不以声色货利、男女之欲为障道：“夫饮食男女，声色货利，未始为障道，而所以障道者，特自身自心尔。”祩宏指出，佛教斋戒并不是“以绝食为清”，如果有人饥肠辘辘却要绝食，反倒是增加业苦，这并不是佛教所提倡的。他说：“清斋者，清净斋素，非不食为清也，勉强绝食，饥想在怀，徒增业苦。”佛教非但不会绝灭天命，反而教人为善。如道衍说：“佛氏之教，无非化人为善，与儒者道并行而不相背。不相背者，理无二也。僧劝鬼神，不用牲祭，是不杀害物命，此仁者之心。”可见，宋代儒家学者对佛教特质的批判，也深深地刺激而影响了佛教界，自宋而明而清，代有高僧对儒士的批判进行回应。佛教高僧回应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特征则是使佛教特质逐步儒学化、人间化——既然佛教不是空虚之学，而是实有之学，既然佛教不是离世之学，而是经世之学，既然佛教不是废弃伦理，而是崇尚伦理，既然佛教不是绝灭情性，而是宽容情性，那么，佛教就具备了与儒学同样的特质。因此，如果说儒士在佛教中国化、儒学化、人间化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儒士对佛教的批判所引起的佛教界自觉的儒学化改造就是很值得关注的作用之一。

佛教发展的理性化

所谓佛教发展的理性化，就是指佛教界以儒家学者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为坐标，对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自我检讨，找出不足，改“邪”归正，以使佛教沿着健康的、理性化的道路行走。

宋代儒士对佛教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检讨，主要表现为：第一，佛教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必须受到限制。李觏对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奉佛行为的认同，陈亮提出的“取息养僧、自遵其教”策略，叶适倡导的“佛有其俗、厚佛自便”建议，都显示了对佛教存活的宽容，但同时警示佛教的发展要适度。第二，“粪土佛经、遗弃义理”是必须制止的负面行为。张九成说：“窃尝悲学佛者比比，而务实者何其寡也！学律者与变古为长，学教者与好胜为务，学禅以破戒为通，其失佛意甚矣！”朱熹说：“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可见，儒家学者目睹佛教逐渐远离佛祖本意、逐渐空壳化，也表达了他们的忧心。第三，佛教讲道方式不能荒诞不经。张载说：“其言流遁失守，穷大则淫，推行则诐，致曲则邪，求之一卷之中，其弊数数有之。”第四，“一造而尽获”的悟道方法是有害的。朱熹说：“夫读书不求文义，玩索都无意见，此正近年释氏所谓看话头者。”张　说：“盖圣门实学，循循有序，有始有终者，其惟圣人乎！非若异端警夸笼罩，自谓一超径诣，而卒为穷大，而无所据也。”叶适说：“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尽获也；一造而尽获，庄、佛氏之妄也。”没有疑问，佛教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秩序混乱、粪土佛经、绝弃文字、讲学诡谲、离物求真等弊端，已给佛教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造成了很大问题。佛教界的高僧对此亦有觉悟。如智旭说：“佛法之衰也，名利熏心，簧鼓为事，求一真操实履者，殆不可得。有能持戒精进，读诵大乘，不驰世务，纵道眼未开，亦三世诸佛所叹许也。况了必藉缘，非持戒读诵，何处得有道眼？今讲家多忽律行，禅门并废教典，门庭愈高，邪见益甚。”看来，要让僧众持戒精进、读诵大乘，甚至“道眼张开”，参考儒家学者的批判，对佛教自身问题进行检讨，应该是刻不容缓而功德无量的事业。

第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应该所有限制。佛教的发展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有所规划？一些著名佛教高僧对此做出了肯定回答。德清认为，为学有三大要领，一是涉世，二是忘世，三是出世，缺一不可。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就是说，佛老非不良，而犹要儒学；老庄非不良，而犹要佛儒；儒学非不良，而犹要佛老；儒学、老庄、佛教各有其长而又各有其短，因此，欲成就完备之学，佛教、老学、儒学三者的平衡发展、相互合作是前提也。如果说德清对限制地发展佛教比较重视学理的说明、态度也比较委婉的话，那么祩宏则比较直截了当。祩宏说：“今僧惟虑佛法不盛，不直知佛法太盛，非僧之福。稍制之抑之，佛法之得久存于世者，正在此也。知此，则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也。”在祩宏看来，佛教之所以能长久地存活下去，就在于适度地把控它、抑制它，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进行规划，如果任其发展，见山即寺、见人即僧、见册即经，不仅给社会带来问题，也会招来世间人士的不满，从而影响佛教的正常发展。现在佛教高僧也有类似主张，足见佛教界对儒士们的意见是相当重视的，佛教界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有了理性的认识。

第二，悟道不可废弃佛经。对于“不读佛经”的主张、对于“视佛经为拭疮疣纸”的风气，佛教高僧从儒士们的批判中受到启发，也做了检讨和辩正的工作。真可说：“以为禅家古德机缘可以悟道，悟道不在教乘上。我且问你，安禅师读《楞严》破句悟道，永嘉看《维摩经》悟道，普庵肃禅师、莫邵武禅师皆读《华严论》悟道，你谓惟禅家机缘可悟道，教乘不可悟道，岂非大错？”针对有人“惟禅家机缘可悟道”的观点，真可列举玄觉禅师看《维摩》悟道、遇安禅师读《楞严》破语句悟道、普庵印肃禅师读《华严论》悟道的例子，说明读佛经悟道的必要性。德清告诉那些弃经教的人们，佛祖教人参禅，是要求他们成佛作祖，而欲成佛作祖之人能不遵守佛祖的教导吗？如果不遵守佛祖的教导，又怎么按佛祖的意旨去修行呢？又怎能成佛作祖呢？德清说：“从上诸祖教人参禅，虽有超佛越祖之谈，其实要人成佛作祖耳。未有欲求作佛祖，而不遵佛祖之教者。舍教而言修行，是舍规矩而求方圆也。”祩宏则认为，不读佛经，根本就不能获得佛教智慧。他说：“予少时见前贤辟佛，主先入之言，作矮人之视，罔觉也。偶于戒坛经肆，请数卷经读之，始大惊曰：‘不读如是书，几虚度一生矣！’今人乃有自少而壮、而老、而死不一过目者，可谓面宝山而不入者也。又一类，虽读之，不过采其辞，致以资谈柄、助笔势，自少而壮、而老、而死不一究其理者，可谓入宝山而不取者也。又一类，虽讨论，虽讲演，亦不过训字销文、争新竞高，自少而壮、而老、而死不一真修而实践者，可谓取其宝把玩之、赏鉴之、怀之、袖之而复弃之者也。虽然，一染识田，终成道种。是故佛经不可不读。”在祩宏看来，佛经中有取之不尽的智慧，如果有人自始而终未能一读佛经，那是面对宝山（佛经）而不知进入之人；如果有人自始而终只知“采其辞”而不能究其理，那是进入宝山（佛经）而不知取宝之人；如有人能讨论、讲演佛经但自始而终不能付诸实践者，那仅仅是把玩宝山（佛经）而最终丢弃宝山之人。换言之，欲抉取佛教真理、欲依佛法而真修，诵读、参究佛经是必经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