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造像大都是最高统治者带头。晋恭帝造丈六金像，并亲迎于瓦官寺。齐武帝在显阳殿造玉像，钟爱到临死时还念念不忘。北魏高宗于兴光元年为太祖以下铸释迦立像五座，各高一丈五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又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座，又石像一座，高大与帝等身。显祖在天官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寺庙造像也可以洛阳作典型说明。“宗圣寺有像一躯，举高三丈八尺”。（注：《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景乐寺有佛殿一所， “像辇在焉，雕刻巧妙，冠绝一时。”（注：《洛阳伽蓝记》卷1 城内）长秋寺北有蒙汜池，“中有三层浮屠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异，难可具陈。”（注：《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景兴尼寺“有金像辇，去地三尺， 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作工甚精，难可扬榷。像出之日，常诏羽林一百人举此像。”（注：《洛阳伽蓝记》卷2 城东）造像之冠，也应首推永守寺。该寺有“丈八金像五躯，中长金像十躯，繡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注：《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寺庙造像的特点是：材料昂贵，金、 铜、玉、繡、织成，都是极贵重的材料；宏构巨制，耗费材料和人工甚多，工艺精湛，对作者的技术和审美要求甚高。
　　 石窟造像也大多为最高统治者所为。北魏高宗于京城西武州塞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的七十尺，次六十尺。景明初，世宗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窟一所。永平中，中尹刘腾为世宗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三年中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凿窟一千三百多，造像九万多尊。石窟造像除上述二处外，在新疆拜城有克孜尔千佛洞，在河西走廊有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石窟、庆阳石窟等。在南朝，齐梁时在建康附近的棲霞山亦造有石窟。
　　 石窟造像利用自然条件，毋须昂贵的材料，但费工极为浩繁，需要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工匠，由于工期漫长到数年甚至数十年，加上这种需要特殊专长的工役的不可替代性，不少人将整个一生付之于这种神灵的奴役。
　　 在北魏末年和北齐时期，民间出现了一股普遍造像的风气。造像必为碑记，这时期保留至今的《造像记》或《造像铭》近三十篇，数量可谓不小。《造像记》的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造像的时间、造像的主体、造像的目的和愿望。造像的主体有地方官、普通百姓、寡妇、沙弥等。其愿望是为皇帝、父母、配偶、儿女、自身乃至泛泛众生祈福。为生人也为死人，为死去的皇帝、过世的父母乃至七世父母、死去的配偶等，愿他们“生生世世，恒与善会”。我们从几十篇类似的《造像记》可以看出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造像记》所提供的时间和空间是公元503 年以后的北魏和549年以后的东魏北齐。 宣武帝以后的北魏是整个北魏皇朝最腐败的阶段。东魏北齐自始至终可谓政治相当黑暗，极不稳定，造像的流行是社会病态的一种表征。
　　 第二，所有这些记载都只言造像，而未云建寺，说明造像与建寺分离，造像不一定建寺。所造之像或还愿于某寺，或供奉于自家。《灵徵志》载永安三年，京师民家有二铜像，各长尺余，大概即属这种造像的结果。这应看作佛教的一种改革，只有这样它才能吸收更多的善男信女，才能深入到社会的底层。
　　 第三，造像者都要为父母祈祷，相当一部分为皇帝祈祷，说明佛教已渗透儒家忠孝的教义。唯其如此，它才能真正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当时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批判佛教不要国家，不要父母，“傲君陵亲”。（注：荀济《论佛教表》、《全后魏文》卷51）看来在这种斗争中，佛教也在不断改造自己。
　　 第四，造像记不乏这类提法：“敢辄磬家财”（注：魏灵藏《造释迦石像记》、《全后魏文》卷54）“各减割家珍”，（注：曹续生《造像记》、《全后魏文》卷55）“减割衣钵之资”。（注：僧释演《造像记》、《全后魏文》卷66）民间造像用材多为铜、石，没有见到用金的记载。且形制较小，因此其造价远低于寺庙造像。但民间造像涉及面甚广，造像者很多是普通民众，相对于他们的财力而言，这仍然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3、斋会糜费，“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招远会”
　　 滥设斋会是宗教消费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佛教斋会甚多，而且场面极隆重，荀济《论佛教表》说：“击鸿钟于高台，期阙庭之箭漏。挂幡盖于长刹，放充庭之卤簿，征玉食以斋会，杂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赞呗，象食举之登歌。叹功德则陈词之祝史，受櫬施则束帛之等差，设威仪则效旌旗之文物。凡诸举措，窃拟朝仪。”极言其铺张隆重，堪与朝仪比肩，准确概括了斋会的糜费。
　　 按照佛教的教义，人死了要设斋超度，设斋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于死者于生人则越有好处。因此富室豪门有设斋多至百日的，规模大者有所谓“千僧斋或万人斋”。设斋还可为生人祈祷，消灾弥祸，于是有的供养大批僧侣专为自己祈福。晋何充性悭吝，不肯周济贫困亲友，却崇修佛寺，供养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宋临川王刘义庆，“受任历藩，无浮侈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多费损。”（注：《宋书•宗室传》）《宋书•谢灵运传》说：“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缺，法鼓朗响，颂偈清发。散华霏蕤，流香清越。”华香、法鼓、颂偈，即言斋讲之事。众僧冬夏二时坐，谓之安居，辄九十日。耗费是十分浩大的。南齐的萧子良，“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使徐孝嗣、何胤主管此等事宜，当世讥其失宰相体。（注：《南齐书•武十七王•萧子良传》）南齐的张景真利用斋会摆阔，“于南涧寺舍身斋，有元徽紫皮裤褶，余物称是。于乐游设会，使人皆着御衣。（注：《南齐书•荀伯玉传》）梁武帝以营斋为功德事，中大通五年，一次幸同泰寺，讲《般若经》，七日而罢，与会者数万人。梁代的庾诜，“晚年以后，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注：《梁书•庾诜传》）北魏的元太兴“遇患，请诸沙门行道，所有资财，一时布施，乞术病愈，名曰“散生斋”。（注：《北史•景穆十二王•元太兴传》）“灵太后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万计”。（注：《北史•景穆十二王•元澄传》）为追念其亡父胡国珍，“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注：《魏书•外戚传》）北齐武成帝的胡皇后，置百僧于殿内，累营斋会。卢潜由扬州吏五兵尚书，杨州吏人以其有善政且“笃信释氏，大设斋会，以香花缘道流涕送之。”（注：《北史•卢玄附卢潜传》）大量事实说明：这时期斋会已相当普遍，从最高统治者至普通吏人，以生老病死等各种名义设斋，有的人家一年四季斋会常设，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于斋会延续时间长，参加人数多，布施广众，加上有的人利用斋会摆阔讲排场，造成开支浩繁，至有将全部家当用于斋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