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奢侈性的宗教消费在相当程度上促长了政治和社会的腐败。魏晋南北朝存在这样一种基本等同的现象：宗教盛行乃至泛滥的时候，大抵也是统治最腐败、政治最黑暗的时候。梁武帝佞佛，而正是他“宠勋太过，驭下太宽”，贵族豪门放胆作恶。宣武帝以后的北魏佛教日臻泛滥，而这个时期正是北魏最黑暗、最混乱的时期。北齐佛教达于极盛，而整个北齐的统治都极端败坏。梁武帝、宣武帝、孝明帝、灵太后、北齐后主等人，宗教上是虔诚的信徒，政治上都是十足的昏主。
　　 腐败的一种表现是贵族们以宗教的名义巧取豪夺。寺院到处“侵夺细民，广占田宅”。518年，任城王元澄奏称：迁都以来二十多年， 洛阳民宅被寺院夺去将近三分之一。北方的寺院有所谓佛图户、僧祗户，佛图户即寺户，实为奴隶，备受榨取，僧祗户每年要向僧曹纳粟60斛，谓之僧祗粟。僧祗户还要被逼令服役，如宣武帝时，僧官“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迫使凉州赵苟子等二百家僧祗户离乡服役，“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注：《北齐书•后主本纪》）僧官们利用僧祗粟放高利贷，一是自放、或取利过本，或翻改契卷，侵蠹贫下，莫知纪极；一是借给富家转放，僧官与富家均要牟利，告贷者不堪忍受。北齐后主于佛事陷佞甚深，累为兴作，他为穆皇后起大宝林寺，“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为了满足世俗与宗教消费的需求，他“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注：《北齐书•后主本纪》）梁武帝一向标榜慈悲为怀，但他为了在钟山西造大爱敬寺，不惜逼买王骞旧野，因为王骞是贵族，他毕竟付了代价，若对普通百姓，他与高纬并无二致。《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二年载，武帝“为文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才。曲阿人弘氏自湘州买巨材东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诬弘氏为劫而杀之，没其材以为寺。”慈悲的寺院却原来建立在血淋淋的基础之上。侯景说梁武帝“修建浮屠，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饿”（注：《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3年、天监5年、天监15年、大同11年、天监15年、大同4年、天监15年、天监17年）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腐败的另一种表现是政事荒弛。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然道与世事不并兴，若不废人间之务，何得修如此之志乎！”那些一心修神仙的人，在他们沉迷丹术的时候，都是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的。佛教更存在一个与世事不并兴的问题。那些笃信佛教的皇帝和官僚，他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消磨在佛事的程序中，必然导致政事荒驰。魏宣武帝“好桑门之法，不亲政事。”（注：《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3 年、天监5年、天监15年、大同11年、天监15年、大同4年、天监15年、天监17年）孝明帝“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注：《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3年、天监5年、天监15年、大同11年、天监15年、大同4年、天监15年、天监17年），不亲视朝，以致连统治阶级看来十分严肃的郊庙之事多委有司。北齐文宣帝高洋于佛教及长生术都十分敬信，将大量精力耗于其中，天保十年如辽阳甘露寺，禅居深观，惟军国大事奏闻。梁武帝表面看来十分勤政，然而他一生用于释氏的精力实在太多，不仅耗时，亦废政。他多次幸同泰寺讲经，每次都是“七日而罢”。仅中大通三年十月、十一月，就连续去了两次，这两个七天，等于国家没有皇帝。由于“专精佛戒”，花的精力过多，生活又很清苦，加上年老，于是“灰于万机”，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了，这是形成他最后悲剧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梁武帝还有一种悲哀，他佞于佛而枉于法，佛教讲慈悲，于是他对贵族过份慈悲，“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宥之。于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禁也。（注：《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3年、天监5年、天监15年、大同11年、天监15年、大同4年、天监15年、天监17年）但慈悲不能施于普通民众， 因为对贵族对民众的两种慈悲不可能两立，所以“百姓有罪，则案之如法，其缘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举家质作”。当时有秣陵老人拦住车驾对他说：“陛下为法，急于庶民，缓于权贵，非长久之道。”（注：《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3年、天监5年、天监15年、大同11年、天监15年、大同4年、天监15年、天监17年）行法枉滥到这个程度，这个政权只有等着完蛋了。
　　 其三，奢侈性的宗教消费给宗教自身的正常发展造成许多消极的影响。这基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宗教中的高消费依赖于消费主体的雄厚财力，随着世事的变迁，贵族地位的浮沉，必然导致宗教发展的起伏不定。这时期的许多寺庙是贵族个人兴建，一旦该贵族没落了，则该寺庙也会随之衰落下去。洛阳的寺庙中属西晋以前建立的有四十二所，到魏末仅剩一所，这种其兴也勃其败也忽的现象，除了战争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原是寺庙本身的高消费。第二，宗教的高消费必然加剧教权与皇权的矛盾。寺庙要维持自身的高消费，就必须维持并扩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广占土地，广占劳动力。在北方，“自正光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注：《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3年、天监5年、天监15年、大同11年、天监15年、大同4年、天监15年、天监17年）有的地方“民多绝户为沙门”。（注：《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3年、天监5年、天监15年、大同11年、 天监15年、 大同4年、天监15年、天监17年）这种扩展， 严重威协了王朝的赋役来源。在周武帝以前已有一些皇帝对寺庙的发展加以限制，但收效甚微。因此奢侈的佛教必然招致周武帝“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毁佛运动。第三，宗教追求高消费，追求享受的动机，必然导致寺庙向城市、向通都大邑集中，从而将自身置于矛盾的旋涡中。这一点当时人已经看得很明白，元澄曾说过。“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正以诱于利欲，不能自己，此乃释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内戒所不容，国典所共弃也。臣谓都城内寺未成可徒者，宜悉徒于廓外”。（注：《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3年、天监5年、天监15年、大同11年、天监15年、大同4年、天监15年、天监17年）由于阻力太大， 其建议“卒不能行”。寺庙向都会集中，就深深地陷入了世俗的矛盾之中，陷入了是非之地和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在世俗的斗争中备受兵火的洗劫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北魏末年尔朱荣与王朝分庭抗礼，便将寺庙作了自己的兵营。《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四年载，“东魏侯景、高敖曹等围魏独孤信于金墉，太师欢帅大军继之，景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寺庙遭浩劫，这无疑是对宗教“恋着城邑”、“诱于利欲”的一次严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