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有五灵经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黄、石硫黄、曾青、矾石、慈石、戎盐、太一、余粮，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注：《抱朴子•内篇•金丹》）
　　 “又康风子丹法，用羊、乌鹤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内鹄卵中，漆之，内云母水中，百日化为赤水，服一剂辄益寿百岁。”
　　 以上诸法是以材料多样及烧炼程序复杂为特征。还有一些则是以耗时为特点。
　　 乐子长丹法，蒸八十日。
　　 采女丹法，蒸之百日。
　　 张子和丹法，蒸八十日。
　　 绮里丹法，蒸之百日。
　　 ……
　　 综观其时各类丹法，大体均以耗材耗时为特征。用材之复杂，远非一区一地所能具备，有的得仰给于市场，如胡粉即是。很多材料价格昂贵，如胡粉、水银、黄金，且用量很大。金液制作虽比较简单，但四十万得一剂，够八仙人，谁想成仙，至少得花五万。时间上尽月穷年，多的达百日，少的在一月以上，而且这仅是蒸炼的时间，如果加上蒸炼前的准备，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烧炼过程中必须专心致志，不能旁鹜他顾。
　　 成仙是十足的贵族专利，难怪葛洪说“能为之者少”！（注：《抱朴子•内篇•金丹》）

　　 　　二

　　 魏晋南北朝宗教消费的根本特征就是它的贵族化倾向。而正是这种特征决定它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道教的贵族化倾向已为史学家们公认，它的这种倾向集中表现为服食烧炼这种高消费。如前所述，当时众多的炼丹术中，无论哪种丹法都需付出极高的经济代价和大量的时间、精力，长生、成仙不仅对普通百姓是不可想像的事，就是对一般中小地主，也是难以企及的奢求。史籍记载的那些求长生的人，都是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
　　 佛教的贵族化倾向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们将佛事活动按开展的场所加以区分的话，可以分为家庭佛事与寺庙佛事。家庭佛事是个人私养沙门开展佛事活动。拓跋焘灭佛，诏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王公以下私养沙门的问题；许荣上书晋孝武帝，说当时有的“僧尼成群”；柳元景揭露本质，说他“尼僧千计”，这些都说明当时私养沙门之盛，而这些都是贵族们所为。至于寺庙佛事，这时期南方的佛寺，凡有明确记的以东晋南朝居多，全是以皇帝为首的贵族们所建，仅梁武帝一人所敕建的寺庙至少有九处之多。北方以洛阳为例，《洛阳伽蓝记》明确提到的寺庙大约四十来所，其中无建主的只有修梵寺等六所，其余都有明确的建主。这些建寺人有皇帝、皇后、百官、阉官、贵戚。多数是个人斥资兴建，也有少数是百官、阉官集资兴建的。从时间上看，以魏宣武帝以后所建居多。有一点可以明确肯定，这时期的佛教同道教一样，是贵族们的事业。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门阀士族是最典型的特权阶层，他们享受为法律所规定和保障的政治经济特权，只须凭着门资和祖先的地位就可担任高官以及享有与官品相应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是无须个人奋斗的。基于这种特权，因此门阀士族也是最典型的寄生阶层和有闲阶层，最讲究奢华的阶层。这种在汉族地主阶级中盛行的制度，也被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看中，孝文帝改革及迁都洛阳后，鲜卑贵族迅速门阀化了，他们也像原来中原及南方的同类一样，迅速走上了腐败。
　　 门阀士族以豪奢矜物，他们在世俗的消费中从数量与质量上拚命追求超前，追求消费以外的目标，通过消费显示富有，显示地位，显示个性，于是在消费中展开竞赛的各种怪事层出不穷。这种以豪华为标志的消费特点不可避免地被他们贯注于宗教消费中，从他们的宗教活动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相高以壮丽”（注：《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十八年）的竞赛场面。我们从很多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些信教的贵族们的一种企图：把对神的信仰过程极力变得舒适化、娱乐化、艺术化。每一座寺庙都是一座园林，经济价值与观赏价值同时具备；每一座寺庙不仅殿堂建筑华丽精巧，而且居室务求雅致舒适。有的甚至在室内温度控制上采取措施，作到“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寺庙的生活设施十分齐备，而且档次甚高。大型的寺庙拥有大批劳动僧，他们不仅生产，还要服各种杂役，为贵族和高级僧侣们的生活消费服务，像所谓寺户，其实就是奴隶，他们又搞生产又干洒扫庭院及其他伺候人的事。大型的寺庙里，还拥有大批的表演艺术人员，可以演出包括歌、舞、器乐、杂技、魔术一类的节目。不少的寺庙有所谓“寺禁”，限制百姓的出入，如此等等。上述条件并不是单纯的寺庙所必备的，它是在佛事活动中追求享受的一种结果，是佛教贵族化的结果。
　　 宗教的贵族化带来许多弊端，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首先，社会财富被无限制地挥霍。从耗费的角度考察，魏晋南北朝的宗教消费存在如下特点：第一，与大规模的土木工程相联系；第二，材料的价值要求很高，很多与金银珠宝相联系；第三，工艺与文化的含量很高，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复杂劳动；第四，消费活动的周期很长，且开展的次数十分频繁，动员的人力很多。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魏晋南北朝宗教消费对财富的耗费十分惊人。因史料的缺陷，我们无法对这种消耗作具体统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典型事例来推测一般状况。前面我们提到永宁寺的九层浮屠，其“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鏁四道，……四角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饔子。浮屠有九级，级级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扉上有五行金钉，其十二门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繡柱金铺，骇人心目。”（注：《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金瓶、 金盘、金铎、金钉、金环、金铺，名目众多，仅这座浮屠的用金当需以多少吨来计算，如果加上佛殿，加上“青鏁绮疏”的一千多间僧房楼观，整个永宁寺的造价应是一个天文数字。前面还提到天官寺的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如果按葛洪说的“黄金古称一斤，于今为二斤，率不过值三十许万”的比价来推算，仅六百斤黄金就值九千万以上，再加上十万斤赤金的价值，则这尊造像花费至少在一亿以上。而当时造像用金者甚多，每座寺庙都有金像，有的拥有金像多座，像永宁寺，有“丈八金像五躯，中长金像十躯”，其耗费当更超过天官寺不知凡几。斋会窃拟朝仪，糜费亦十分浩繁。胡太后数为斋会，施物动以万计。梁武帝四次舍身，花去四亿。将这些动辄以万以亿计的开支与当时的某些物价比较，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齐萧子良《钱法表》说：“稼穑艰劬，斛值数十，机杼勤苦，疋才三百。”《齐书•豫章王嶷传》说，嶷为荆、湘二州刺史，以穀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七年载，东魏元象、兴和间，连年丰稔，穀斛至九钱。萧子良、萧嶷生活的年代与梁武帝相去不远，我们取较高价穀斛一百，则梁武帝仅四次舍身花去的四亿相当于四百万斛优质穀价。如果按东魏元象、兴和间的穀价折算，则四亿可购买四千多万斛穀子，要多少农民才能生产这四千多万斛粮食呢？宗教消费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存在着直接的矛盾，将成亿计的钱财，成万计十万计的劳动力去为宗教消费服务，无疑要严重削弱当时的社会生产，严重削弱国家的正当的财政开支，严重损害劳动者的正当消费。正因为如此，所以贺琛、荀济、范缜、阳固、元澄等人都曾大声疾呼地谈论过“简桑门之事”、“以周急用”一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