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维吾尔族（古称回鹘）有700余万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在9～15世纪间，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他们用回鹘语文翻译佛教经典，创作佛教内容的各种作品，建造佛教石窟与寺院，绘塑佛教壁画与造像，使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①] 佛教在回鹘中的长期流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回鹘的历史与文化，以致成为回鹘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方面从周边同一信仰的民族（如汉、藏、粟特、吐火罗）及印度诸族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同时又对周边诸民族（如藏、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的佛教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回鹘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以前，人们对回鹘佛教文献茫然无所知晓，学界对回鹘文化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汉文及穆斯林史料中一鳞半爪的记载。 

由于汉文史籍对回鹘佛教的记载甚为零散，故我国学界对回鹘佛教史的研究着力不多。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早期有冯家昇先生撰写的《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183～192页）一文。该文以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为例，结合古代史书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历史及回鹘人对佛教的贡献。继之，台湾学者李符桐先生撰《回鹘宗教演变考》（《国立政治大学卅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1957年，299～314页）、刘义棠先生撰《维吾尔族之宗教信仰研究》（《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433～516页），均设专节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流行的情况。以上诸文主要以汉文史料为依据，而对敦煌、吐鲁番诸地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利用不够。这一缺陷后来在大陆著名回鹘文研究专家耿世民先生的著作中得到了弥补。

1980年，耿先生发表了《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78～81页）一文，重点利用对回鹘文佛教文献以勾勒回鹘佛教的历史。接着，孟凡人先生发表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58～74页）分析了回鹘佛教的文化遗迹、经典留存情况、基本体系与特色。以上述研究为基础，结合国内外百年来回鹘文佛教文献的丰硕成果，笔者撰成《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325～351页）一文，更为全面地描述了佛教与回鹘的最初接触、盛行直到衰亡的历史。

佛教的流行，造就了回鹘译经大师的出现。10世纪左右的回鹘胜光法师（Singqu Säli Tutung，即学界过去常说的僧古萨里）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耿世民曾撰文《古代维吾尔族翻译家僧古萨里》（《图书评介》1978年第2期，29～34页）讲述该法师的重要贡献。后来他又撰成《回鹘文〈玄奘传〉及其译者胜光法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66～70页）对以前的研究作了补正。

至于回鹘佛教与藏传佛教界间的密切关系[②]、汉传佛教对回鹘的深刻影响[③]、回鹘佛教徒在中原的活动[④]，以及回鹘佛教对周边民族，如西夏、辽、金、蒙古的影响[⑤] 等问题，亦于近期得到了研究。

在汉文史料之外，研究回鹘佛教更直接、更丰富的证据当来自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数量众多的由回鹘人自己书写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文化的研究能像回鹘那样多地受惠于地下发掘材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争赴新疆、敦煌诸地考古探险的热潮，发现了大批的写本、刻本残卷（包括书写、刊刻于纸、皮革、棕榈叶、桦树皮、木板、竹子、丝绸等凡可用于书写的材料）和其它文物，如雕塑（包括泥塑、木雕、铜雕）、绘画（包括壁画、绢画、麻布画、木板画）、刺绣、陶器、印玺、钱币等。其中数量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那里相继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

这些文献刚出土不久便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人都投身于对这些文献的释读、研究与刊布，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专家。最早的如德国的缪勒（F. W. K. Müller）、勒柯克（A. von Le Coq）、邦格（W. Bang）、葛玛丽（A. von Gabain）、俄国的拉德洛夫（W. Radloff）、马洛夫（S. E. Malov）和日本的羽田亨等，继之又有德国的茨默（P. Zieme）、罗伯恩（K. Röhrborn）、法国的哈密顿（J. Hamilton）、英国的克劳逊（G. Clauson）、匈牙利学者卡拉（G. Kara）、日本的山田信夫、小田寿典、梅村坦、森安孝夫、百济康义、庄垣内正弘、俄国的土谷舍娃（L. Ju. Tugusheva）、土耳其的阿拉特（R. R. Arat）和提肯（S. Tekin）等一大批回鹘文专家。他们从收集支离破碎的资料入手，整理、释读，筚路蓝缕，前赴后继，终于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