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学者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克尤木·霍加也积极投身于对这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文献的研究。他们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整理刊布了序言与前4幕。除了用汉、维吾尔两种文字的译文之外，尚有原文转写、内容考释、语法成分与词缀、照片登记表等，并附有原件照片，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此外，他们还单独或合作发表了十余篇很有价值的论文，如《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幕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56～85页，维吾尔文版）、《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84～150页，维吾尔文版）、《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品研究》（《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50～64页）、《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30～36页）、《〈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载曲六乙、李肖冰主编《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11～19页），等。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弥勒会见记》文献本身及佛教对回鹘文化关系的认识。

继冯家昇之后，耿世民成为我国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的主将，陆续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上文提到的他对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吐鲁番本《玄奘传》的研究之外，他还研究了敦煌出土的《八十华严》[⑥]、《阿毗达磨俱舍论》[⑦]、吐鲁番发现的《土都木萨里修寺碑》[⑧]、 酒泉文殊沟发现的《重修文殊寺碑》[⑨]、 酒泉东关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⑩]、吐鲁番出土的《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11]和哈密本《十业道譬喻鬘经》[12] 等。耿先生所研究的文献，除《金光明最胜王经》外，其余大都收藏于国内，由他首次译释、研究、刊布，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突厥学界对回鹘文文献进行全面研究的工作。

《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弥勒会见记》之外的另一部篇幅巨大的回鹘文古文献，系据义净译本转译而成。现存写本六种，刻本一种，计有400多叶，大多见藏于圣彼得堡和柏林，其中的刻本保存完好，字迹清楚，成为我国及国际回鹘文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斯拉菲尔·玉素甫与克由木·霍加合著有《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片断》（《源泉》1980年第2期，359～372页，维吾尔文版）；卡哈尔·巴拉特与迪丽达尔·买买提敏合著《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71～114页，维吾尔文版）、李经纬发表《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48～60页）。

《阿毗达磨俱舍论》现存写本仅一件，但散藏于瑞典、日本和国内各收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已由耿世民在前揭论文中发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叶似与之同属一写本的文献，已由笔者与牛汝极在《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33～36页）一文中发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叶，见刊于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63～70页）一文。此外，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也都于近期相继得到研究刊布。[13]

自1986年6月至1995年11月，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者先后六次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考古发觉，出土了一大批民族古文字材料，其中即有相当数量的回鹘文佛教文献。[14] 目前，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工作，主要由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先生进行，自2000年始，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报告，现简列如下：

1．《叙利亚文文书中回鹘文部分的转写与翻译》，《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

2．《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3．《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

5．《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

6．《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二）》，《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