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几次佛教的“法难”本来涉及到封建政治和经济以及佛道关系等方面的原因，夷夏之辨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从理论上看，佛教方面将占有绝对的优势，儒家方面如果仅仅以佛教是“外国之法”或“夷狄之教”来作为灭佛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所以，从儒佛关系的角度来看，夷夏之辨体现的往往是儒家一种文化优越意识，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意识由于自身的矛盾而被佛教所利用和破斥，加上佛教在策略上采取低调处理的办法，使得佛教最终能够克服其不利局面。

　　 二、夷夏之争与佛道关系

　　 在三教关系中，佛道之间的夷夏之争最为激烈，也最具典型性。

　　 根据史料，道教最先用“老子化胡说”攻击佛教。西晋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辩论佛道邪正，王浮屡屈，乃据《后汉书·襄楷传》“老子入夷狄化为浮屠”以及道教伪经《老子西升经》“老子西升，开道竺乾”等等说法，伪造《老子化胡经》，宣称老子同尹喜西出流沙，在胡地传经授教，教化胡人。王浮的用意是，中国人向来主张“以夏变夷”，老子西出流沙教化胡人名正言顺。这当然是道教贬低佛教的讪毁行为，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道士对佛教的嫉恨。由于当时朝廷不允许汉人出家，佛教的社会地位很低，还不宜与道教争高下，不如利用“化胡”之说依附道教，减少受排挤的危险，所以，佛教方面并未就此展开同道教的夷夏之争。

　　 但是，佛教和道教毕竟不是同一体系的宗教，在教理、教制和教规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佛道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显露出来，终于导致了南北朝时期几次规模较大的“夷夏之辩”，双方进行了公开的学术辩论。

　　 一)顾欢《夷夏论》与夷夏之争

　　 约在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顾欢以佛、道立教既异，学者互相诽毁，乃著《夷夏论》以定是非。此论一出，立即激起轩然大波，拉开了佛教和道教之间旷日持久的夷夏之争的帷幕。

　　 顾欢的生平事迹可见于《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传》、《南史》卷七十五《隐逸传》等。顾欢虽然不是一位受箓道士，而是一位儒道兼综的学者，他在论辩中也以儒家的立场为依托，但他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在为中国本土的道教争取正统地位的，所以，《夷夏论》代表了当时的道教方面的立场。

　　 顾欢《夷夏论》的主要论点如下：

　　 (一)佛道同源，道在佛先。顾欢认为断定佛道二家是非，应该以经典(“圣典”)为依据。他先引用道教经典《玄妙内篇》说：“道经云：老子出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又引佛教经句说：“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瑞应本起》。”顾欢得出结论说：“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能当之？然二经所说，若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

　　 顾欢引用的道经属于道教徒的伪经且不待说，他对佛教经句的曲解也是不言自明的。他的目的无非是想借“经典”证明：既然老子是释迦牟尼的父亲，佛道二教当然是同一个源头，但道教在佛教之先。

(二)佛道二教虽然都是“圣教”，但表现形式完全相反，故不可同日而语。顾欢说，道教和佛教相比，道教是“和光以明近”，而佛教则是“曜灵以示远”，它们的宗旨是不一样的。按照顾欢的看法，佛教与道教名称不同，宗旨、功能、形式、性质等方面刚刚相反。佛教可称为“正真”教，道教可称为“正一”教。佛教追求“无生”(死亡)，道教追求“无死”(永生)。佛教教化速度慢，因而用于消除刚强之性；道教教化速度快，因而使人谦虚柔弱。二者一文一质，一博一精，一华一实，一引一抑，一繁一简，一显一幽，差距太大。这就好比圣匠作器，方圆有体，器物不同，作用当然不一样。按照圣人设教的原则，佛教是“破恶之方”，而道教则是“兴善之术”。为什么？因为中夏不同性，所以“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鱼鸟异渊，永不相关”。

　　(三)华夷地域不同，人性有别，故立教应因地制宜，不能错杂，中国只能用孔、老之教治理，佛教不适用于中国。顾欢认为，中国与西戎水土不同，人种不同，风俗习惯也不一样：

　　 “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謦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俗；棺殡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援及异物。”

　　 所以，顾欢说，正如鸟有鸟言，兽有兽语；华有华言，夷有夷语；也好比船和车两种不同的交通工具，“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达乎齐化，而有夷夏之别。”就是说，承认佛道两教同是圣教是对的，好比船和车都能致远，问题在于，船和车的用处不同，一个在水上，一个在陆上，用途不可替换；夷和夏两地的制度也是一样的道理，道教只适用于中国，佛教只适用于西戎，中国只能用孔、老之教治理，佛教不适用于中国。

　　 《夷夏论》的要旨在于袒护道教，置道教于佛教之上。在论证中，顾欢所使用的手法非常清楚：就是联合儒家，利用佛教违背儒家的忠孝礼义等核心观念，判定佛教是夷狄之教，然后偷梁换柱，将佛教与儒家、道家二者的矛盾换成是佛教与道教一家的矛盾，最后的结论是道先佛后，道优佛劣，没有必要让“老、释二教，交行八表”。

　　 顾欢以老子为释迦牟尼之父，用“狐蹲狗踞”等辱骂性的词语强调中外异性，已经越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辩的范围，使论辩变成了泼妇村夫间的对骂，论调显得粗野俗气。顾欢虽然也承认佛教是“圣教”，但他的舟车、鱼鸟之喻，则有退佛教于天竺之意，事关佛教在中国的命运。因此，《夷夏论》一出，立即遭到了佛教方面的强烈反对。一石击千浪，宋司徒袁粲率先反驳，接着大量的“折顾”、“难顾”、“谘顾”文章纷纷出笼。它们包括：明僧绍《正二教论》，谢镇之《与顾道士书》(又称《折夷夏论》)、《重与顾道士书》，朱昭之《难顾道士夷夏论》，朱广之《咨顾道士夷夏论》，慧通《驳顾道士夷夏论》，僧愍《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等等。佛教方面的反驳文章很多，个别论点和内容也有重复的地方，这里仅举其重要人物和重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