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僧绍是南齐著名隐士，他的《正二教论》集中围绕佛教和道教的优劣进行对比，驳斥《夷夏论》的错误。明僧绍语气较为平和，但对道教的反击却非常有力。

　　 《正二教论》首先指出了顾欢引用道教伪经和曲解佛典的错误。明僧绍说，顾欢引的所谓《玄妙内篇》其实不是什么“真典”，而是汉魏妖妄之书，其中说的“乘日之精，入口剖腋”，不仅“年事不符”，而且“托异合说”，荒诞之极。道家的要旨，仅限于“老氏二经”，而《庄子》内篇七章才是《老子》学说的发挥；老庄学说要在恬淡天和，安时处顺，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形变之奇”、“无死之唱”。又，“儒林之宗”、“国师道士”之文，确实源出佛典《成实论》，但这里讲的是佛教的三世因果，累劫成佛的道理，而非与道经“若合符契”。

　　 《正二教论》特别批评了托《老子》之名而诬乱世俗的道教。他说：

　　 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长生为宗，不死为主。其练映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是其托术验而竟无睹其然也。又称其不登仙，死则鬼，或召补天曹，随其本福，虽大乖老庄立言本理，然犹可无违世教，……至若张葛之徒，又皆立以神变化俗，怪诞惑世，符咒章劾。咸托老君所传，而随稍增广，遂复远引佛教，证成其伪，立言舛杂，师学无依，考之典义，不然可知。将令真妄浑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辨，诬乱已甚矣。

　　 明僧绍已经将批判的矛头从长生不死的教旨转向了三张一系的“神变”、“符咒”之术，间接地揭露道教农民起义和民间迷信对政府和社会的危害。佛教方面批判矛头的转向，对南齐时期佛道之间的夷夏之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双方的斗争进一步深化了。

　　 以上主要是南朝刘宋时期因顾欢《夷夏论》而掀起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之辨。佛教方面反驳《夷夏论》的人包括了当时的文人官僚、僧人和隐士。上面介绍的《弘明集》中的文章立论侧重点不同，宗旨也不完全一致，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斥顾欢所依经典的虚诞，或以毒攻毒，以伪经对伪经，力图消除佛道同源、佛源于道的民族主义成见。二是力图辩明佛教不仅是圣人之教，而且是圆教，在层次上高出于道家和儒家，至少是可以同它们互补的，因此适应华戎不同的地域。三是将《老子》的道家学说同依托《老子》为经典的道教区分开来，并且严厉地攻击道教长生不死的教旨以及符咒神变等道术的荒谬。客观地说，佛教方面的这种反驳非常有力，特别是在理论上把道教的长生宗旨和某些教义推到了相当难堪的境地。当然，佛教过分抬高自己，贬低道教甚至儒家也是有失偏颇的，在论辩中，佛教的有些观点同样站不住脚，比如，以天竺为天地之中，或以天竺的习俗比之中国远古时代，这些同顾欢的做法一样，都是凭主观的推断。不过，从佛教方面的反驳可以看出，它的策略也是相当高明的，即一般尽量避免攻击儒家，对佛教与儒家学说的矛盾尽力回避，而将矛头集中对准道教。

　　 总的看来，在刘宋时代，随着辩论的深入，佛教方面将夷夏之辨的内容由地域问题逐渐转到了道教同佛教之间的优劣问题。在论战过程中，顾欢指出了佛教与中华传统政治伦理的矛盾，而佛教一方也开始集中攻击道教打着宗教的幌子“挟道乱政”、“左道惑众”。这样，夷夏问题事实上已经转化为政治问题，即佛教和道教对于整个国家政治的利害得失问题。南齐时期的《三破论》就是夷夏之争进一步深入的表现。

　　 二)《三破论》与夷夏之争

　　 继顾欢的《夷夏论》之后，南齐时代出现了一篇题为《三破论》的文章，再一次掀起了夷夏之争的高潮。《三破论》的作者到底是谁，已很难考证。据《弘明集》卷八释僧顺《释三破论》题下标注有“本论道士假张融作”，认为它是某道士借张融之名而作。但同卷刘勰《灭惑论》开篇云，“或造《三破论》者，义证庸近，辞体鄙拙”，仅用一“或”字，不象前面诸家与顾欢的争论那样，称呼顾欢为“顾道士”或直呼其名，这里通篇都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三破论》的本文今已不存，现在只能从《弘明集》卷八刘勰《灭惑论》和僧顺《释三破论》的引文中知其大概。从引文可以看出，《三破论》一方面重复了顾欢关于佛教是“灭恶之术”、“胡人无二，刚强无礼，不异禽兽”等等旧论，同时着重从“三破”方面攻击佛教，这在逻辑上显然是接着明僧绍的《正二教论》而作的回应。因此，不管齐代《三破论》的作者是谁，它的出现无疑是顾欢《夷夏论》的继续，由此而引起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之争也是宋代夷夏之争的发展。

　　 《三破论》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道教的宗旨高于佛教，并从译文上的变化证明“胡人凶恶”，佛教是“无生之教”。它说：

　　 佛旧经本云浮屠，罗什改为佛徒，知其源恶故也，所以名为浮屠。胡人凶恶，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伤其形，故髡其头，名为浮屠。况屠，割也。至僧讳后改为佛图。本旧经云丧门。丧门，由死灭之门，云其法无生之教，名曰丧门，至罗什又改为桑门，僧讳又改为沙门，沙门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称。

　　 《三破论》有结论说：“寻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国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种！”

第二，佛教对中国有三大危害，即所谓的“三破”。一是佛教入国而破国。佛教花费大量的金钱兴造寺院，刻经雕像，是经济上的极大浪费；僧人不娶妻生子，减少了国家的劳动力；而且他们不劳而获，不耕而食，对国家有害无益。二是入家而破家。僧人出家，舍弃父子兄弟，就是不讲孝悌；穿袈裟，脱衣去冠，抛弃社会责任，不敬天法祖，这是最大的不孝。三是入身而破身。僧人剃头出家，不仅违背《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教导，也违背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三破论》还对佛经上记载的“佛母跪儿”的做法大加挞伐，认为是无礼之极，中国怎么也不要学习这种无礼不孝的“胡人之教”的。

　　 《三破论》主要从佛教与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冲突和忠孝礼义的矛盾的角度来揭露佛教的弱点。这些问题的确也是佛教相当棘手但又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同顾欢的《夷夏论》相比，《三破论》虽然也辱骂佛教是“夷狄之教”，攻击信佛者是“羌胡之种”，甚至从字源上“考证”佛教是西戎之法，但事实上已经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三破”，即破国、破家、破身。在斗争中，《三破论》继续采用前一阶段的策略，即联合儒家，攻击佛教的剃头、穿缁服、不拜父母、不敬君主等等教礼、教规，同时批评佛教出家对封建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害，尽力贬低佛教，然后，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不过，道教对于它自身在教理、教规上的强处，在理论上则挖掘不足，显得非常单薄。这种情况说明，佛教通过前一阶段对顾欢所提出的论点的有力反击，道教方面似乎感到很难应付了，道教在理论上确实有待提高和完善。道教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佛教所希望的。因此，《三破论》一出，佛教方面立即全力反驳，夷夏之辨又起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