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与三教关系(7)
第二，民间道教的首领们常常打着“大道”的幌子，称号“太上”，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民众的某些心理趣向如“贪寿忌夭”、“好色触情”、“肌革盈虚”、“避灾苦病”等，也利用了民俗中的“凭威恃武”等社会因素。有了这些条件，他们便借助灾醮符水、合气厌胜等方术联络民众，组织武装，滥收租税，鼓动愚民造反。
刘勰在这里基本不攻击老子及其道家哲学，而是通过将神仙道教、民间道教与佛教的对比，认定佛精道粗、佛真道伪，将破国、破家、破身的“三破”还给了道教。
以上是南齐之际夷夏之辨之大势。
南齐的这场佛道夷夏之争，同刘宋时代一样，也是由道教一方挑起而佛教继而迎战；人数也众寡悬殊，道教一人，佛教三人。从双方的辩论的水平来看，佛教方面仍然处于明显优势。这个情况同刘宋时代是相似的。如果说刘宋时顾欢还敢于站出来一拭高低，则南齐之际道教方面已经无人敢出头，以免成为众矢之的。撇开其中道教信徒与佛教僧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不说，光从争辩本身的理论水平和逻辑力量来评判，道教在这场争论中可谓力不从心、处处受制。
从争论的内容看，佛道斗争的中心由刘宋时代的夷夏问题转移到了此时的政治问题，也就是优劣问题，即佛教和道教那一教对封建国家有利的问题，尽管夷夏之辨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着。《三破论》似乎接受了《夷夏论》的教训，基本上不再谈论“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之类的话题了，知道在这方面斗不过佛教，于是改变策略，集中力量攻击佛教对国家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危害，以使佛教屈服。众所周知，道教经过长期的努力，将它的教义、教规尽力同封建政治和伦理结合起来，逐渐摆脱了农民起义的阴影，使之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支持力量，加上道教毕竟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容易受到本土的亲睐，这便成了它对佛教的优势，也是它敢于同佛教抗衡的条件所在。尽管如此，道教的缺点还是相当明显的：缺乏完备而系统的宗教理论，派别繁杂，许多方术荒诞无稽，“侠道作乱”时有发生，这些都是道教一时难以解决的。还有，佛教的一些问题道教同样存在，比如《三破论》攻击佛教“兴造无费，苦剋百姓，使国空民穷”，这样的经济问题道教同样有份。这样，一旦佛教反攻起来，道教自然难以招架了。
佛教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了同前一阶段一样的策略，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集中力量揭道教的老底，特别是攻击民间道教对社会的危害；尽量避免攻击儒家，对佛教与儒家学说的矛盾则尽力回避或者调和。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弘明集》的三篇反驳文章各有侧重，但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论点：一是批判《三破论》利用译名污蔑佛教，经过僧顺，特别是刘勰的驳斥，不仅澄清了事实，而且使道教徒留下了“不原大理，唯字是求”的笑柄。二是论证佛教有利于国家，它们或是从“大孝”即出家比在家更能尽孝(刘勰)，或是从佛教经文上找到佛教同样宣传孝，如“释氏之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僧顺)，或从经济上无损于国(刘勰)，或从尊道变通无损君臣父子之义(刘勰)等角度，论证佛教利国利民。三是全力贬斥道教的神仙之道和方术迷信，他们或将道家与道教进一步分开，或揭露长生成仙的虚幻，或揭露道教欺骗愚民的阴谋，或以“五逆”、“六极”之罪揭露道教领袖人物利用道教方术率众造反闹事、危害社会的罪行。
在佛教的反驳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勰的《灭惑论》，它能够从社会及心理根源上分析道教的产生，并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三品法”深入道家和道教的内部，给人以很大的启发，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当时佛道斗争走向深入的一个结果。由于刘勰的理论成就，它的《灭惑论》事实上已经代表和函盖了南齐夷夏之争佛教方面的基本观点，也为南齐佛道之间的夷夏之争画了一个句号。
三、夷夏之争的余波
夷夏之争并未因宋齐时期佛教对道教的阶段性胜利而告结束。在北朝，在唐初，甚至唐代以后，夷夏之辨仍然继续着，余波未息，而且许多争论的激烈程度决不亚于南朝，并出现了新的特点。
北朝也有过夷夏之辨，但夷夏之辨的情形与南朝有很大的差别，性质也有所变化。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南朝，夷夏之争是道教与佛教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争论中，儒家方面没有参与，政府也不介入，允许佛道二家自由争论，基本上保持在学术争鸣的气氛里；争论对道教相当不利，佛教在理论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辩论是南朝解决三教关系和佛教同王权矛盾的通用办法。北朝不同，北方贵族崇尚武力，不擅长理论，凡事往往倚赖权力解决分歧。但是在北朝，同样存在着佛教与儒道二教的矛盾，特别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教在北方的发展比南方尤甚，这就必然会引起社会上的排佛主张，这种排佛的主张就包含了夷夏之辨的内容。北朝的夷夏之辨与南朝相比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理论水平一般不高，低于南朝；二是道教同儒家结成政治同盟，道教直接依附王权打击佛教；三是非自由讨论，皇帝的一纸诏令便决定胜负。但是，必须指出，南朝与北朝虽然地隔胡汉，文化差距很大，而北周武帝灭佛之前的三教之争却进一步深化了南朝的夷夏之争，在理论逻辑上完全可以看成是南朝夷夏之辨的继续和发展。在这场争论中，甄鸾的《笑道论》和道安的《二教论》是北朝少有的理论文章，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将南朝释玄光的《辩惑论》和刘勰的《灭惑论》推进了一大步，揭示了夷夏之辨的逻辑进展。
《笑道论》成书于北周天和五年二月，论前有序，说明成书缘起及对佛道二教的总认识，此后在三十六个标题下引述道经进行驳斥、评议，论证道教荒谬、粗劣。以下列其主要观点。
一)扬老抑道，儒家、道家与佛教各有其用。甄鸾肯定道家著作《老子》可以治国安民：“《老子》五千文，辞义俱伟，谅可贵矣。立身治国，君民之道富焉。《道德》二卷，可为儒林之宗。”实际上承认了儒家和道教都属于政治伦理哲学。甄鸾将佛教和道教进行了对比，说：“佛者以因缘为宗，道者以自然为义；自然者无为而成，因缘者积行乃证。”意为佛教讲因果报应，通过修行而得到善报，或达到解脱，而道家(不是道教)讲因顺自然，无为而治，皆助世化，并行不悖。作者在当时统治者意在推行“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的背景下，主张佛教同儒家、道家平等，而不像刘勰等人那样肯定道家而又认为道家不如佛教，在策略上有所改变，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甄鸾认为这就是三教，至于假托《老子》，编造伪经，“妄生穿凿”的神仙方术则不在三教之列，应该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