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帝时为散骑常侍的谢镇之两次致书顾欢，折《夷夏论》(二篇)。他认为：

　　 第一，人鸟殊类，华夷同贵。谢镇之说：“人参二仪，是谓三才，三才所统，岂分夷夏？则知人必人类，兽必兽群。”将人作为三才之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明训，天下的人民都属于“三才”的范围，华夏之民是人，夷狄之民当然也是人，就不能将夷狄当非人看待，更不能视他们为“鸟兽”。

　　 第二，佛优道劣。谢镇之认为，佛教和道教不是什么“繁显”、“简幽”的区别，而有优劣高下之分。佛法的特点是：“以有形为空幻，故忘身以济众。”道法的特点则是：“以吾我为真实，故服食以养生。”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分歧。谢镇之批评道教长生说的虚妄说：“且生而可养，则及日可与千松比霜，朝菌可与万椿齐雪耶？必不可也。”因为三界为长夜之宅，有生为大梦之主，因缘合和的身体是不可能长生久视的。他说，“尧孔之生，寿不盈百，大圣泥洹，同于知命”，企图通过茹灵芝，服金丹，羽化成仙，不仅反映了道教徒的刻板迂腐，而且反映了他们的自私自利。相比之下，佛教提倡澄练神明，摧魔除惑，智慧度人，两教的优劣是明显可以比较得出来的。

　　 《重与顾道士书》是谢镇之收到顾欢的回书后作的。顾欢的回信内容已不清楚。《重与顾道士书》中有顾欢“存乎《周易》，非胡人所拟”之句，大约是认为佛法无法跟中国的圣教抗衡，仍有依托儒家以为同盟的意思。谢镇之在回信中提到，《老子》和道教是不同的。他说：“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至于《灵宝》妙真，采撮《法华》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黄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难同。其中可长，唯在五千之道。”

　　 所以，谢镇之应该是区分《老子》(五千之道)与道教(当时总称道家)的第一人，虽然他的区分还是模糊的。

　　 朱昭之的《难顾道士夷夏论》，针对顾欢所谓“孔老是佛”，即三教皆圣的观点，辨名析理，提出了所谓的“十恨”，逐条驳斥《夷夏论》。其中的“一恨”是：“足下发源开端，明孔老是佛”，既然肯定佛为“正真”之教，为何有“狐蹲狗踞”之贬？“六恨”是：“云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说佛教破恶，未尝不可，因为只有止恶才能兴善，但不知道教的“兴善之术”用在何处？“若善者已善，奚用兴善？善者不善，又非兴善。则兴善之名，义无所托。”“九恨”是：“云以国而观，则夷虐夏温。请问炮烙之苦，岂康竺之刑？流血之悲，岂齐晋之子？刳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滨之士。推检性情，华夷一揆。”

　　 朱广之的《谘顾道士夷夏论》是继谢镇之而作。朱广之以调和二教的姿态，针对顾欢的有关论点作了反驳，共十一“疑”，与朱昭之的“十恨”形式相似，内容也有重复之处。这里仅列三点：

　　 第一，针对顾欢舟车不可互换的论点，朱广之提出法者在于法“情”，也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教法，情况不同，教法殊途，但“刚柔并驰，戎华必同”；一国之内，水可行舟，陆可行车，舟车两用，并行不悖。

　　 第二，针对顾欢“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中夏之性，不可效西戎之法”的论点，朱广之反驳说：

　　 请问中夏之性与西戎之人，为夏性纯善，戎人根恶？如令根恶，则于理何破？使其纯善，则于义何兴？故知有恶可破，未离于善，有善可兴，未免于恶。然则善恶参流，深浅互列，故罗云慈惠，非假东光，桀跖凶虐，岂锺西气？何独高华之风，鄙戎之法耶？若以此善异乎彼善，彼恶殊乎此恶，则善恶本乖，宁得同致？

　　 这是朱广之最为精彩的地方。大意是说，你顾欢说中夏民性不同，华人性善，戎人素恶，那么，西戎之人本性是恶，破恶的佛法怎么能够破得了天生的性恶呢？东华之人本性是善，兴善的道教还用得着去改变那天生已善的善性吗？可见善恶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的。释迦的儿子罗云慈悲善良，并未借助中土的善性，夏桀、盗跖凶狠残暴，也不因为沾了西戎的所谓恶性，为何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是否认为中土之善不同于西戎之善，西戎之恶异于中土之恶呢？既然善恶的标准不同，那讨论还有什么意义？这一串连的反问，暴露了顾欢以所谓人性立论的荒谬。

　　 慧通的《驳顾道士夷夏论》是当时佛教僧人的典型看法，这篇文章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将《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与道教严格地区别，并且这一思想通贯全篇。其重要的思想如下：

　　 第一，针对顾欢引伪道经证明老子为佛教的远祖，慧通亦引佛教伪经对抗，证明老子和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徒弟：“经云：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光净童子，彼名仲尼，将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然则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祸福，而后佛教流焉。”这是典型的“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做法。

　　 第二，关于道经，除《老子》外，其余并皆“淫谬之说”、“穿凿”之谈，道教仙化入道之说，毫无根据。慧通说：“见论引道经，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余淆杂，并淫谬之说也，而别称道经，从何而出？既非老氏所创，宁为真典？”

　　 慧通批评顾欢不懂“泥洹”即是“灭度”的意思。他反戈一吉，攻击道教“无死”之说：“蝉蛾不食，君子谁重，蛙蟒穴藏，圣人何贵。且自古圣贤，莫不归终，吾子独云不死，何斯滥乎？”他后来多借用《老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用老子之“道”批评道教之“道”。

　　 僧愍的《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火药味极足，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夷夏”不同于“戎华”，中国不能无佛教。僧愍说，顾欢说的夷夏论是以华夏为中心、以“四裔”为周边的传统观念，所以，“东有骊济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乱头披发，南有剪发文身，姬孔施教于中，故有夷夏之别”，但是，“华戎”的概念就不一样，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东则尽于虚境，西则穷于幽乡，北则逾于冥表，南则极乎牢阎。如来扇化中土，故有夷夏之异也。”僧愍认为顾欢是坐井观天，只知道用老一套的观念看待夷夏。他还认为，按照佛经的说法，“佛居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所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而非华夏位于世界之中心。僧愍说，周孔有“雅正”之制度，故周边的“四夷”推服，并且这些制度也是可以入乡随俗也改变，就象泰伯入吴越而换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