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老子化胡说”之谬

　　 “老子化胡说”是道教企图贬低、甚至排挤佛教的一种极为原始、粗俗而又容易蛊惑人心的做法，佛教对此已经作了多种反驳。甄鸾的办法是：利用各种道经编撰的种种老子化胡故事，列举其中相互矛盾的说法，证明其荒谬。甄鸾在《笑道论》中引述《老子化胡经》、《文始传》、《化胡消冰经》、《广说品》、《玄妙内篇》等道经，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有多种，如：

　　 “老子往维卫国入清妙夫人口中，生释迦，后成佛”；

　　 “释迦成佛，老子派伊喜从天上下来侍佛，名为阿难，造十二部经”；

　　 “老子化为迦叶，在佛涅槃时请佛说法，后又火化佛尸，取舍利造塔；

　　 “老子之妻愤陀力王得道号释迦牟尼。”

　　 甄鸾根据上述各种说法的自相矛盾，又据道教的一般教义和文史知识，证明道经胡乱编造，十分虚幻可笑。甄鸾的这个办法，比前面任何一位驳斥《老子化胡经》的学者都要成熟和彻底。从此，《老子化胡经》的荒诞虚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三)论道教天地、神仙说之妄

　　 道教教义中有自己的天地鬼怪神仙学说，但极为杂乱无章，矛盾百出。甄鸾引述《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记》、《洞神三皇经》、《诸天内音第三宗飘天八字文》、《文始传》等批判道教天地神仙说。例如，有的道经说老子在化胡之后，身体变形，“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头为昆仑山，发为星宿”等等；有的道经说：“天地劫烧，洞然空荡，清气为天，浊气为地，乃使巨灵胡亥，造立山川日月”。还有种种天地日月之说，胡乱编造。道教神化老子，谓代为国师，但为国师年号又为杜撰，如称周时有“上皇元年”，既说“孔老同时”，又说周幽王时老子出关化胡，怎么可能。道经说太上老君比天地尊贵，但《神仙传》说天地比太上尊贵；道经说三皇(天地人)供给后世子孙以粟，甄鸾说：三皇都是神人，何不让子孙住长生之国，而以“五斗之谷请子孙王于神州，求刳命腐肠之短寿乎！”

　　 四)论道教服丹成仙方术的荒谬

　　 《笑道论》引《神仙金液经》曰：“金液还丹，太上所复，而神今烧水银还复为丹，复之得仙，白日升天。”甄鸾指出：既然老子为“太上万岁之主”，无所不能，“而乃须服金液后调阴阳乎”！又说“丹与水银，遍地皆有，火烧成丹，作之不难”，为什么不服去成仙呢？当时的道教修炼方术中，还有一种“男女合气”的。道教《真人内朝律》说：“真人日礼男女，至朔望日，先斋三日，入师房诣师，所以功德，阴阳并进。”甄鸾说他年二十时，见过此种男女淫乱的合气术，“父兄立前，不知羞耻”。

　　 五)论道教伪纂道经

　　 佛经陆续译出，数目庞大。道教为了竞争，便不断伪造道经，或将诸子书充为道经。《笑道论》说道教《黄庭元阳经》是汉代张陵编造，《灵宝经》三国吴时始出，《上清经》为晋时葛玄造，齐宋时才流行；《三皇经》为鲍静造，鲍因事泄被诛。道士还改佛经为道经，如把《法华经》改为《灵宝妙经》，“后作皆窃佛经”。

　　 《笑道论》说道教《玄都经目》上说道经有6363卷，这个经目来自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但陆的《目录》只有经书、药方、符图1228卷，无杂诸子之名，而道士列的二千余卷，乃取《汉书·艺文志 》目录884卷，甚至连《韩非子》、《孟子》、《淮南子》等与道无关的书都列入道经目录中，而所载道经数字也多浮夸。

　　 《笑道论》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南北朝道教的教义、制度的荒谬，许多批评不是空穴来风。论献后，武帝召群臣讨论，“以为伤蠹道士，即于殿廷焚之”，说明它直接违背了北周武帝制定的三教政策，也是对道教的极大打击。

　　 道安的《二教论》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关于三教的观点，认为所称儒、佛、道三教者，实际只有儒、佛二教，道教本属儒教，而佛教实际上又优于儒教。其要点如下：

　　 一)认为只有儒、佛二教，道教本从属于儒教。道安认为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天地人万物都是有生灭的，而决定万物生灭的本体即精神则永远不灭。儒家救人的形体，佛教救人的精神。形体为外，精神为内，世界上只存在救形或救神的两教，此外无独立的一教。道安引《汉书·艺文志》中对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的评述后表示：“若派而别之，则应有九教；若总而合之，则同属儒宗。”他说佛教“穷理尽性”，教人“出世入真”，于义最高。从三教的社会作用看，虽均能劝善，但“善有精粗，优劣宜异”。佛教讲出世，讲善恶报应，三世轮回和涅槃解脱，而儒道难免“方内之谈”，不能叫人超脱生死，三教相比，佛教精而优，儒、道粗而劣。

　　 二)批判道教虚妄、诡诈。道安把老、庄的道家与张陵以来的道教分开，对前者基本肯定，对后者抨击。他说：“老氏之旨，盖虚无为本，柔弱为用，浑恩天元，恬高人世，浩气养和，得失无变，穷不谋通，达不谋己，此学者之所以询仰余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练服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斯皆尤乖老庄立言本理，其致流渐，非道之俦。”“今之道士，始自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文中列举道教种种表现，如“妄称真道”、“合气释罪”、“扶道作乱”、“畏鬼带符”、“制民输课”等等，然后说：“斯皆三张之鬼法，岂老子之怀乎！”

　　 以上是北朝两篇最有代表性的佛道之争的文章的基本观点。在北朝的夷夏之辩中，佛教对道教的攻击更加细致入微。北朝的夷夏之争不像南朝那样“纯”，仅仅限于佛道之间，而是儒释道三教矛盾纵横交错，道教和儒家的结盟也有新的特点：一般是儒家士大夫攻击佛教，道教只是王权的帮凶，只在幕后操纵，不出来说话。佛教在北齐时出现这样的著名的文章，道教方面却悄无声息(至少在史料中极难见到)，殊为“难能可贵”。

　　 北朝以后，由于社会矛盾和三教关系的错综复杂，在南朝出现的那种较单纯的佛道夷夏之辨的形式不复存在，北朝以及后来的道教与佛教争端，多参杂三教，非纯粹二教之争，佛道之间夷夏之争的界线日益模糊，但在逻辑上仍然可以找到南朝夷夏之辨的某些线索。隋唐以后，随着儒、释、道三教鼎立格局的形成、三教之间的进一步融合以及佛教的逐渐中国化，从夷夏有别的角度去攻击佛教者仍代不乏人，其中道教的代表，也有儒家的代表，但总的趋势是夷夏之辨不断走向缓和。我们从北朝夷夏之争的转向就感觉到这一趋势了，当时佛教和道教之间主要不争论谁是夷狄之教，谁是华夏之教，而是互相比优劣，互相比高下，这本身就在模糊华夷之别，也说明通过佛教方面的努力争取，中土也逐渐认识到夷夏之辨的狭隘和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