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反驳《三破论》的文章，主要有释玄光的《辩惑论》、刘勰《灭惑论》、释僧顺《释三破论》三篇。

　　 释玄光将道教之罪归纳成“五逆”、“六极”，以反击道教的“三破”之说。“五逆”、“六极”是指张陵、张鲁、张角、孙恩、卢循等道教领袖人物利用道教方术率众造反闹事、危害社会的罪行。

　　 所谓“五逆”，即禁经上价一逆、妄称真道二逆、合气释罪三逆、侠道作乱四逆、章书代德。所谓“六极”，即畏鬼带符妖法之极一，制民科输欺巧之极二，解厨纂门不仁之极三，度厄苦生虚妄之极四，梦中作罪顽痴之极五，轻作寒暑凶佞之极六。这些论点主题非常明确，基本上没有攻击神仙道教的长生不死的教旨，而是围绕道教以符箓灾醮等等方术迷惑愚民、煽动民众造反的事实，反复申述，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道教组织的阴暗及其方术的粗陋荒诞。这对道教的打击是很沉重的。

　　 释僧顺的《释三破论》是从《三破论》中挑出十九条论点，然后逐条反驳，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其较为重要者。

　　 关于“浮屠”、“丧门”、“沙门”、“桑门”的名称来历，僧顺认为：

　　 第一，《三破论》有意混淆图像之“图”与刑屠之“屠”的区别。僧顺引《经》曰：“浮图者圣瑞灵图，浮海而至，故云浮图也。吴中石佛，汛海倏来，即其事矣。”他反问说，如果在文字上搞似是而非的游戏，那么，能否将孔子仲尼称做女子呢？因为经上不是说“尼者，女也”吗？

　　 第二，沙门的“沙”不是“沙汰”的意思，译文本有“息心达源”、“练神濯秽，反流归洁”的意思。

　　 第三，关于“丧门”，僧顺认为不是字面上“死灭之门”的意思，他说：“门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从本而兴焉。释氏有不二法门，老子有众妙之门，书云祸福无门，皆是会通之林薮，机妙之源宅。出家之人，得其义矣。丧者灭也，灭尘之劳，通神之解，即丧门也，桑当为乘字之误耳。乘门者，即大乘门也，烦想既灭，遇物斯乘，故先云灭门，末云乘门。且八万四千，皆称法门，奚独丧、桑二门哉？”
僧顺的这些辩驳，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走出《三破论》设下的圈套，这个问题到了刘勰那里才得到澄清。这些争论在今天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主要是由于他们缺乏语言翻译方面的知识造成的。一般来说，上述译名皆为音译，似与字面意思无关，比如“沙门”，本系音译，当时是否采用了音和义相结合的译法，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还有待研究。

　　 佛教反驳《三破论》的文章，以刘勰的《灭惑论》最为著名，也最为成功。《灭惑论》不仅文字优美，而且说理透彻，其理论水平远在诸人之上，可谓形神兼备的好文章。

　　 《灭惑论》将《三破论》的基本观点摘录下来，同时进行辨析批判。综观全文，比较重要的论点可归纳如下。

　　 1、针对“入国而破国”，《灭惑论》认为，大乘佛教灵活变通，二谛之法以有导俗，以无入真，而且四等弘心，六度拔苦，治国为政亦是佛教之本愿。所以，佛教造像建塔，意在阐扬灵教，功立一时，利在千秋。刘勰以历史事实为据，说明古代中国无佛法的时候，照样战乱不休，赤地千里，国灭人绝；而有佛教的时代，照样“民户殷盛”、“积粟红腐”，政治清平，显然不能得出佛教损政的结论。

　　 2、针对“入家而破家”，《灭惑论》提出了两点反驳的理由，一是对孝的本质的认识问题，一是服饰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刘勰是从“大孝”的角度来论孝的，认为应当从根本(“理”)上去理解，不能只顾形式，舍本求末。从根本上看，出家和在俗是没有区别的，在“理”上是相通的。一个人在俗还是出家，都是“命”中注定。在俗的人“修教于儒礼”，出家的人“弘孝于梵业”。在家养亲尽孝，不过一时，而且无助于来生；但出家则不仅自度，而且为亲人永远消除苦难。在家与出家可谓均在尽孝，但权衡轻重，出家之孝最重。

　　 至于出家人不穿俗服的问题，刘勰的回答是，服饰是礼节的外在要求，重要的是内心的诚意，而且服饰也非一成不变，三皇与五帝就不同服，可见服饰从来就没有固定之规，可以“触感圆通”。刘勰认为，服饰不同，但教化的目的殊途同归。

　　 3、针对“入身而破身”，刘勰首先指出，“入道居俗，事系因果”，并非人人皆能出家，一旦绝尘离俗，则势必修戒、定、慧之学，而“妻者爱累，发者形饰；爱累伤神，形饰乖道。所以澄神灭爱，修道弃饰，理出常均。”离妻弃饰，是为了修道的需要。再者，周孔之训，父慈子孝，君尊臣卑，这是天经地义；但出世之教，“教必翻俗”，因此子不拜父，臣不跪君。子不拜父，“道尊故也”；臣不跪君，“尊不加也”。屈尊礼卑，不失为周孔之教的变通。

　　 4、《灭惑论》对《三破论》利用“浮屠”、“丧门”等译文攻击佛教作了较为彻底的清算。刘勰对有关概念的来历作了较为正确的考证：

　　 汉明之世，佛经始过，故汉译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声之误也，以图为屠，字之误也。罗什语通华戎，识兼音义，改正三豕，固其宜矣。

　　 刘勰同时指出，即使五经世典，无关翻译，也存在“音字互改”的情况，何况“至教之深，宁在两字”，庄子讲“得意忘言”，孟子讥“以文害意”，所以，刘勰驳斥《三破论》这种做法是“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束，岂复过此”。

　　 5、《灭惑论》以“三品说”对道家和道教作了严格的学理上的区分，进而品评佛道优劣真伪，这在客观上大大地深化了对道教的学理研究。刘勰首先对所谓的“道”与“名”作了概念上的正名。“道”有九十六种，谁都可以说“道”，但最高的真理只有一个。刘勰从维护佛教的立场出发，认为佛教作为最高的大道，是“空玄无形”的，但为了“冥功日用”，“假名遂立”；这个假名在梵曰“菩提”，在汉曰“道”。由于佛教教化不分内外，所以能够与中土的周孔之教契合无间。故虽语有梵汉之分，地有东西之隔，而佛教“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但是，至道虽一，歧路生迷，九十六种俱号为道，却有邪正之分。

　　 第一，“道教”虽然都以最高的“太上”之道为宗极，而按照层次则可分成上、中、下三品。上品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中品是指神仙道教，下品则是以张陵为代表的民间道教，包括“醮事章服”、“合气”、“厌胜”等方术。刘勰认为，老子乃隐士，可算“大贤”；老子之道“贵在无为”，追求虚静、柔弱。然而，道家不讲三世因果，不讲智慧解脱，所以不能超脱出世，只能是教化世俗的良方。至于中品的神仙道教，则是“小术”。它追求“五通”、“生天”。这就难免被“愚狡方士”所利用。然而，无论是道家的上品还是中品，都“不足算”，即不能从根本上解救人类的苦难，不是终极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