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纪中期的禅宗研究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阶段。它表现在佛教界和学术界都对禅宗的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但没有专著出版。这些成果应该说还是受到了上半叶学术思潮的影响，质量较高的仍是一些与禅宗义理有关的研究著述，其次是在研究的范围上比过去更为广泛，涉及了唐以后的禅宗，但大多是介绍性的内容，研究者多为佛教界的居士与僧人，其中尤以吕澂、陈铭枢和巨赞法师等出色。

　　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禅宗成为一个特殊的亮点。任继愈先生曾在这方面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曾对此评价很高，说："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不对。"【转引自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104页。】毛泽东自己也对禅宗有研究，对《坛经》与慧能发表过看法，他说："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同上书，99页。】"唐朝佛经《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同上书，112页。】毛泽东的看法，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代人对禅宗的主流看法。

　　这一时期，就禅宗研究而言，最早发表的是有关经典研究的文章。1950年《现代佛学》第1卷第4期刊出了《敦煌唐代写本〈顿悟大乘正理诀〉》，叙述的是唐代宗时在藏区发生的内地禅宗僧人摩诃衍与印度僧人莲花戒之间产生的顿悟和渐悟的争论。吕澂在《禅宗──唐代佛家六宗学说略述之三》中【《现代佛学》，1954年第11、12期。】， 认为像三祖的《信心铭》和《坛经》等禅宗要典，只有敦煌发现的卷子比较近真："据卷子末尾所记传授，已传慧能门下法海一系的再传，距慧能死时至少也有四五十年了。那时南北宗的主张已经判明，势力优劣也已决定，所以《坛经》本文里带着很浓厚的派别色彩，不可不注意分析。"乃光在《〈碧岩集〉评述》【《现代佛学》，1958年第10期。】里，认为："佛果评唱则颇不易看，意高词骤处略嫌繁，意深词简处又带涩，……但他也有意到笔到的杰作，如评唱'至道无难'段。全部评唱有一大特点：气宇恢宏，词气激厉，目光炯炯如炬，提撕向上事正复甚妙也。"毓之在《读〈宗镜录〉》【《现代佛学》，1962年第1期。】中，指出，永明延寿编撰《宗镜录》是在禅师们轻视义学的流弊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其思想"很难说不是从法眼的见地发展出来的"。

　　1957年，《现代佛学》第1期上发表了船庵的《菩提达磨禅师》，是为禅宗人物专题研究肇始。以后又在同年第2期、第3期、第4期、第6期上，分别介绍了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诸祖。这些文章的特点在于，文虽不长，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各位祖师在禅宗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如对道信的评价，即便在现代学者那里，也有人认同。林子青在《元贤禅师的"鼓山禅"及其生平》【《现代佛学》，1958年第8期。】中，指出元贤的鼓山和无异元来的两系师资的大力宣传，使曹洞宗风在明末清初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呈现泼刺的生气，和江浙密云圆悟一系的临济禅形成对峙的形势。慧风的《牛头法融与牛头禅》一文，指出，僧传载法融就学于三论之匠炅法师，殊为可疑，很可能是茅山三论宗的大明法师，"'明'和'炅'也许在抄写行书上的混淆而误其字形"。这篇文章对牛头慧忠的考证，是有力度的，它试图把禅宗史上的神话预言，通过多种资料对比、排列，爬厘梳董，还原成历史，有已突破了原有研究模式的趋向。不过，吕澂以为，"此宗祖述《三论》，主张'心寂境如'，以寂静虚明为归宿，说不到自性妙用的一边，不能算禅家的正宗"【吕澂：《禅宗──唐代佛家六宗学说略述之三》，《现代佛学》，1954年第11、12期。】。林元白苦心搜访，勾沉史乘，撰作了《晦山和尚的生平及其"禅门锻炼说"》【《现代佛学》，1960年第6期。】，对晦山和尚的生平和学说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说，全文共分三节，第1节是谈晦山的生平事迹。第2节谈天皇道悟和天王道悟的问题，并介绍了"唐天皇道悟禅师塔"已被发现，详情登在1959年第2期《文物》上。第3节为"禅门锻炼说"，介绍了他的禅学思想。此文在材料的占有上非常丰富，引用了多种史籍，考证也很细致。看得出来，作者对这个问题下了不少的功夫。

　　50年代后，讨论禅宗的历史较早的文章是许丹的《中土禅宗之导源与发展及其展望》【《现代佛学》，1950年第8期。】。该文认为，禅宗来自于禅学，但是它不等于禅学。鉴安在《试论唐未以后的禅风──读〈碧岩录〉》【《现代佛学》，1960年第8期。】里，认为"禅宗五宗七派的祖师们本来各有机用，不易'凑伯'，自《碧岩录》出而有'敲门砖'可寻，禅风为之一变。"这一变应从"笼络当世学者"中来体会，"自唐末至北宋，由于禅师们逐渐脱离人民大众以笼络士大夫们，禅风由质朴而变为讲究修饰语句，影响所及，极为深远，愈到后来就愈盛"。黄忏华的《看话禅与默照禅》【《现代佛学》，1958年第5期。】，指出，宗杲的看话禅和黄檗禅是脉络贯通的。默照禅"大概是上承达磨的壁观禅，把它和一般禅家所乐道的'回光返照'相结合而发展成功的"。乃光推出了《马祖禅要》【《现代佛学》，1959年第5期。】、《石头禅要》【《现代佛学》，1959年第7期。】、《百丈禅要》【《现代佛学》，1959年第8、9期。】、《临济禅初探》【《现代佛学》，1959年第11、12期，1960年第1、2期。】、《沩仰宗禅要》【《现代佛学》，1960年第3期。】、《漫谈赵州禅》（与船庵合作）【《现代佛学》，1960年第4期。】等系列研究。其研究的基本线索依然是遵循传统的治学方法，即以禅语录公案来勾勒出禅宗不同阶段之特点。陈铭枢在《论惠能六祖禅》【《现代佛学》，1957年第3期。】里对禅宗力主应机方法作了强烈的批判。他说："机锋倡导后，伪目乱真，末流至于不可究诘。重意好事者有意夸张谤佛谤法的恶报，在祖师说法的公案下附会无根之谈，制造由于说错了话而招致眼前非人为的惩罚的不合理事实……这两者是禅宗遭受的第一个厄运。第二个厄运，是舞文弄墨以欺世盗名的贩卖教条之流，就中，以洪觉范是最突出的代表者……第三个厄运，是宋代大慧宗杲所提倡的参话头。此风一开，遂为后代读书人的思想懒汉敷设了一张[亻+龙]侗瞒旰的温床以遨游其幻境，另一方面又为一般庸夫俗子咬一句佛号以寄托其消极人生，他就交互结合着这两方面，翻然自以为是禅净双修的无上方便和简易的法门。禅的末流至此，学与行修扫地以尽了。故大慧宗杲实禅宗没落的第一个大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