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会将其主张贯注在祗洹精舍的教育中，学校延请谛闲讲台宗典籍，曼殊教英文，名士李晓暾教国文，杨文会则亲自讲《大乘起信论》。他对学生因材施教，诸宗兼顾，内外学并重，以“造就佛学导师”为鹄的，培养了欧阳渐、梅光羲、桂伯华、李政刚、释太虚、仁山等一代佛学精英，共二十余名学生。尽管不到两年，祗洹精舍便因经费短缺而停办，但杨文会的教育主张，祗洹精舍的办学方式，都与同时或稍后的绝大多数僧人在庙产兴学的刺激下为保寺产而办学有明显的不同。正如曾亲身在普陀山化雨僧小学堂任教的太虚所总结的那样，那时各地僧教育会办的僧学堂，“绝少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宝为旨者”。这说明，尽管在时间上杨文会办近代佛教教育并非最早，僧人中如松风、素云、笠云、文希、觉先等都曾先行一步，前两位还因此被佛教守旧势力谋害，有的也有为改变僧人无学状况的意图。但由于准备不如杨文会那样长久充分，思虑不如杨文会那样深远明确，故唯有祗洹精舍能称得上20世纪佛教教育作为事业的真正开端。当然为数不少的各地寺院办的僧学堂与民众小学也是中国佛教教育的一大进步。杨文会创立的办学模式不但为支那内学院所继承，还对以太虚为代表的大规模新式僧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除祗洹精舍以外，20世纪前期佛教教育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释月霞创办的华严大学与释谛闲创办的观宗学舍。同期台湾则移植了日本佛教中等教育模式，于1917年成立了台北佛教中学林，该校由日本曹洞宗两大本山与台湾佛教徒协同建立，林长为曹洞宗大本山台湾别院大石坚童，台湾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任学监。每年招收僧俗学生约25名，教师中日僧与台湾僧俗各占其半。此前，福建僧人会泉也早在台南大仙寺兴办了佛学。尽管未久，这也说明了即使在殖民地环境下，台湾早期佛教教育同时受到大陆很大影响。

三、以太虚为代表的僧伽办学理念及其实践

　　太虚早年就因对传统僧教育不满而赴祗洹精舍以求深造。对太虚而言，振兴佛教所需要的大批优秀僧才在传统的僧教育手段下是难以培养的。为此，受过新式佛学教育的太虚，多年以来也把创办新式佛学院以造成大批优秀僧才作为其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
　　早在1912年“金山改革”时，太虚就与仁山一起积极筹建佛教大学，但终因守旧势力反对而未成功。其后在1914—1921年，太虚在所提出的佛教革命内容中，改革理念的集大成者——《整理僧伽制度论》中，赴台湾弘法与日本考察中，办觉社与南通讲经中，以及最后接掌净慈寺，都念念不忘佛教教育并试图实行，但一再受挫。尽管如此，太虚从未放弃开办佛学院培养僧才的大愿。经过他不懈努力，愿望终于实现，那就是武昌佛学院的开办。
　　1922年初，太虚跟李隐尘，陈元白等详谈了自己打算创办佛学院的设想，获他们响应。3月13日，太虚与各界人士共30多人在武冒归元寺召开了佛学院筹备会。与会者一致同意太虚在武昌办佛学院的建议，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展开。5月4日，院筹备处董事会举行隆重仪式，聘请太虚任院长，后又推选梁启超担任董事长 （常由陈元白代理），并推李隐尘担任院护，主要负责院长与董事会之间的联络。太虚故交、弟子等，亦在院中任职。这样，一个有效学院管理班子也成立了。9月1日，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录取者有60名（最多时有百余名）。按太虚的设想，武院第一期主要是培养僧师范人才。学生毕业后，出家者从事任教及整理僧伽工作；在家者则组织正信会，在社会上推广、宣扬佛教。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基本上按中国禅林规范，并借鉴日本佛教教育的一些做法。每天安排5—6小时的课堂学习，以及3—4小时的自习时间，此外还规定学生每天必须早晚各诵经或坐禅一小时。对于学院的课程安排，太虚计划第一期三年毕业，而第一学期主要是讲授佛学常识，以培养学生对佛法的基本信仰。主要课程有：佛学、中印佛教史、哲学、国文、英、日文等。太虚亲自还讲授《八啭声义》、《六离合释》等。除了太虚编写讲义外，各课教材大多是史一如翻译的日本佛学界研究成果如《小乘佛学概论》、《印度佛教史》等。为了加强教学效果，先前由李隐尘等出资办了正信印书馆，专门负责印刷流通佛教典籍与佛学院讲义，而《海潮音》亦迁到武昌，这样又为佛学院增添了两大舆论阵地，也给师生提供了学习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1923年3月，武院首届学生第二学期如期开学。这一学期主要讲三论，并增聘张化声、唐大圆。张、唐二人博学多才，他们的加盟为武院增添了新生力量。但在下半年，佛学院情况起了变故。由于学生入学时程度不一，给教学带来了困难。英文教学几乎彻底失败，日文由史一如等教了一段时间，也只有六、七人勉强能跟上。即使国文也有相当数量学生跟不上，只能加设一个低浅的班，由佛学院学生程圣功国授国文。为此学校淘汰了一些学生，加上有的自动退学，使学生规模基本维护在60人左右。由于初办，管理方面缺乏经验，以致不少事处理不当。学生与教员、学监之间时有摩擦，甚至教员释空也竟被学生轰走，学监也是一换再换换。面对这些始料不及的意外情况，太虚深感为难。为此他决定缩短学制，三年改为二年。按原计划，第二学年主要讲授法相唯识学，第三学年的课程则以《法华》、《华严》等经和台、贤、禅、净等中国佛教主要宗派教义为中心。如今则决定从第三学期起，将佛教中宗派教义的课程大为减少，与唯识学课程配合一起讲授。最后一个学期，由太虚续讲《成唯识论》并讲关于净土的《弥勒上生经》和《阿弥陀经》，还编了《慈宗三要》。关于戒律，太虚讲了《瑜珈菩萨戒》。此时其弟子大勇已赴日学密归来，讲《密宗纲要》。纵观武院第一届学生的课程设置，整个来说还有一定系统性。24年夏，武院首届学员终于毕业。毕业生中选取20名成绩优异的留在院内继续深造，其余各回原地。
　　从第一届办学运作来看，不难发现武昌佛学院的办学实践初步体现了太虚的僧教育思想，即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能够推动佛教革新事业的僧材。具体而言，国外主要是太虚考察日本时，对日本近代僧教育经验的初步吸收；国内则主要是对杨文会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是培养目标，一些寺院传统僧教育的讲经、授徒，都限于专宗专派，而祗洹精舍的开办是为振兴佛教，其课程涉及大、小乘各种经论，不局限一宗一派。学生僧俗兼收。这对传统僧教育是一大突破。同样，武院课程设置也打破了宗派局限，极力融通佛教各宗，使学生对佛学有整体认识，再以性情所近，深造一宗。这样既事半功倍，又不失专长，将来如分振各宗，也能相互协调，最终达到复兴佛教的目的。其次是教学内容，祗洹精舍为培养适应时代发需要的佛学人才，在教学上除了学习佛教经典外，还兼习世俗学术文化。而武昌佛学院在这方面也与祗洹精舍一脉相承，在世俗学术方面开设的课程除了前述外，后来还开设过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语言也有英、日、梵、藏文等，涉及的领域比祗洹精舍更全面更合理。此外在学院管理上，祗洹精舍强调学生不仅要精通教义，还须观行相应。这一原则被武昌佛学院进一步发展。太虚对武院的管理主要依据禅林规范，学生每天朝课暮诵，并有一定时间打坐参禅，也可谓知解与修行并重。当然，武院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祗洹精舍。杨文会办祗洹精舍，根本目的是造就佛学导师。而太虚的武院第一期虽也是造就佛教师范人才，然而太虚能自觉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变化及公众的宗教需求，要求学僧既会办新式僧教育，又要致力于僧伽制度整理，改变僧寺保守落后局面；同时注重培养社会弘法人才，要求在家佛教徒致力于在社会上推广、弘扬佛法。应该说，太虚突破了杨文会的时代局限，其着眼点比杨文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