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称论师就是大力弘扬陈那论师后期的因明思想。法称论师的详细情况也不清楚，主要是没有准确的资料，不少的说法我觉得有问题，但没有反驳的资本，所以这里也只能按别人的说法来说一下。我手边儿有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是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印的，但这本佛教史年代不是很清楚。法称论师的生卒年代剧宗林先生说大约是620年至680年，日本的川崎信定说是600年至660年，他没说是大约，不过他没说大约也是大约。法称论师是南印度睹黎摩罗耶国人(在商务印书馆出的《佛教逻辑》中是译为南印度特利马拉耶人)，乃婆罗门族之外道遍行者楼卢难陀之子，起先受的婆罗门教育，精通工艺、吠陀、医术、文法等，正当婆罗门对他备加赞扬的时候，他“见一佛典，于焉生起最深信解”，就是说通过学习佛法，对佛理佩服极了，这就要指婆罗门教的过失，结果呢，“为众婆罗门所共驱摈”，被人家婆罗门给驱逐了，这样他就作了佛门在家弟子，并到那烂陀寺学习。当时呢，护法论师虽然年纪很大了，但还活着，他就依护法论师皈依(护法论师是戒贤论师的老师，戒贤论师是玄奘法师的老师，按剧宗林先生的说法，法称论师比玄奘法师还小二十岁左右，玄奘法师二十九岁动身去印度，法师到印度时戒贤论师已经一百岁左右了，怎么可能法称论师皈依护法论师呢？在玄奘法师的传记中从无提到他见过护法论师。倒是在义净法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了法称广大因明。)。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上说，法称论师从护法学习，学通了契经及陀罗尼真言五百部。接着他对因明发生了兴趣，就向自在军论师学因明――自在军论师是陈那论师的弟子，当时陈那论师已经入灭了――法称论师对因明的彻悟很高，听第一遍《集量论》就理解到了象自在军论师一样的程度，到听第二遍的时候，理解程度就等于陈那论师了，听第三遍时，就明白了自在军论师到底在哪儿未得陈那论师《集量论》的密意以及错解在哪儿，这就是超过了老师，自在军论师特别高兴，就授意让法称论师开始著述，并广弘因明，可以说法称论师对于藏传因明的影响超出了陈那论师。法称论师这个人也是比较狂的，他通了因明之后，到处张扬，到处找人辩论――于睹流孚摩黎葡王所在地，广张告语曰，“欲辩论者，有伊谁耶？”；更至士罗婆利国，振铃而问，“堪辩者谁？”……这确实是显得很傲。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这么说，但在商务版的《佛教逻辑》中说“关于法称在公开辩论中击败婆罗门的故事恐怕是事后的传闻及法称后学们的虔诚希望。这也间接透露出，婆罗门系统的大师没有机会与法称对阵。”因为法称论师贡献突出，人们就把后期因明干脆叫法称系因明。但是法称论师的文章实在艰涩，艰涩得他自己也说，“世上找不出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了解我书中的深意。它将融解消失于我的身体之中，犹如河流之消失于海洋。即令那些睿智的人，也无法测量这大海的深度！即令他们的思想具有非常的力量，也无法同意其中最高的真理！”(法称论师《释量论》原文为“彼诸慧能无劣弱，亦无通达甚深性，彼诸增上精进者，亦无能见最胜论。诸众生中我相等，继持善说不可得，如众河流归大海，吾论隐没于自身。”)法称论师还说，“人类大都满足于平庸陈腐，不求完美，又无意寻求深刻的教义，满心是仇恨和嫉妒”，所以呢，法称论师说他写书“不是为了他们，而只因为写它可以让我的心得到慰藉，它使我对每一美好言词的深厚长久的爱得到满足”(法称论师《释量论》原文为“众生多着庸俗论，由其无有般若力，非但不求诸善说，反由嫉妒起嗔恚，故我无意谓此论，真能利益于他人，然心长乐习善说，故于此论生欢喜”。　僧成大师《释量论略解》说，“我法称造此释论，无主要为利他人之意，因为众生多数爱著庸常俗论，又无分辨善恶之慧力，对于善说非但不寻求，由嫉妒缠心反于善说起嗔恚故。然我法称对造此论仍生欢喜，为使自心对于善说长时爱乐修习故。”)这也可以说是佛教衰败的表现。

　　佛教衰败的原因何在，很复杂。大概可以概括为这么几点：

　　首先，佛教的外现形式僵化了。这该怪谁？佛教本来是活泼泼的，你只要掌握了佛教的根本精神，就随着时候的不同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我们佛教徒把它给僵化了。咱们知道，佛教创立时的社会背景是怎么样呢？当时刹帝利反对婆罗门的权威需要理论武器，释迦牟尼初创的佛教恰好应机。对于婆罗门，咱们老在说，可是咱们并不清楚，所以，这会儿对于婆罗门我就多说两句。

　　印度有一本《梨俱吠陀》，这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文献，实际上这是一本文学作品。因为在以前，文史哲都不分家，文学作品同时就是历史作品、哲学著作，象中国先秦的《春秋》、《国语》等，你说它们是历史著作也好，是文学作品也好，甚至到了汉朝，象咱们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你很难说它到底是历史还是小说，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句话怎么理解都成，一般都说这是赞扬《史记》的，我看把它看成揶揄《史记》的也行。理解成“若历史都象《史记》这样的写法的话，中国就没有历史学家了；要是文学作品都象《史记》这样写的话，文学作品就没有韵味了”，就是说，在历史著作中，《史记》的文学性第一，在文学作品中，《史记》的历史价值最高。这就使人想起乾隆与刘墉比谁的字儿写得好，刘墉说，你的字儿在皇帝中是第一，我的字儿在臣子中是第一。这不还是说你乾隆的字儿没有我刘墉的字儿好——鲁迅的意思就是说，历史不能象《史记》这样写，若在现在，最多可以说它是纪实文学，这就把《史记》排除在了历史著作之外；文学作品也不能象《史记》这样写，这就又把《史记》排除在了文学著作之外。

　　《梨俱吠陀》也是这样一部著作，它是赞颂各神、祭祀各神的诗集。人们为什么要赞颂神灵、祭祀神灵呢？当时的人们认为，自己要是有什么愿望的话，可以通过祭祀神灵而实现自己的愿望，这跟中国古人打仗也要先拜拜神是一样的。我的祭祀是否有效呢，这主要是看我祭祀的仪式是否准确无误，可是祭祀的仪式、方法是很复杂的，比如说赞歌的某个音节轻呀重呀、高呀低呀，某个手势怎么个作法呀等等，要是有一个音符错误了，或者有一个手势错误了，则我的祭祀就无效。这祭祀既然这么的复杂，一般人都难以掌握得了，就得有一些人专门干这事儿，久而久之，专门祭祀的人就成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人们都很尊重，这个阶级就成了精神贵族，人们称之为婆罗门。为什么叫婆罗门，婆罗门这个词的原意是啥，我问了好多人，都说不清，韩老师说婆罗门这个词是从梵转化来的，“梵”与“婆罗门”这两个词在梵文中有时候就是一样的。祭祀就是要与梵(在印度“梵”是最高的神)沟通的，通过祭祀可以让梵来满我的愿望，于是，人们就把专门掌握祭祀的人干脆称之为梵的代言人，后来干脆就也称为梵了。既有梵又有梵的代言人，梵叫梵，梵的代言人也叫梵，怎么区别呢？我们为了把梵的代言人和梵区别开来，于是就把梵的代言人说成婆罗门，把梵说成梵。婆罗门是最高阶级，第二阶级是刹帝利――王公贵族、官僚阶层，第三阶级是吠舍，第四阶级是首陀罗。人都是自高自大，婆罗门说自己是最高阶级，而王公贵族可不服气，他们说他们才是最高阶级，他们就有争论。婆罗门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抓意识形态的，他们极力强调祭祀的神圣、重要，从意识形态上加强自己阶级的权威，当然了，还有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提高祭祀仪式的收费定额等。最后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宗教――婆罗门教。

　　在刹帝利阶级中，本来就有反婆罗门教的情绪，他们时不时地散布怀疑祭祀仪式的言论，这时候佛教出现，强调关键是精神上的解脱，这就给刹帝利阶级反婆罗门提供了理论武器，得到刹帝利阶级的拥护，于是就传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