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溪禅法经过其门人向多头弘化之后，慧种撒播大江南北，但“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毕竟还是在湘赣丛林中筚路蓝缕、开创丛林的南岳与青原两系禅。经过怀让与行思弘传出去的这两系禅，至他们的第二代石头希迁与马祖道一以后，便已法门大启，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禅宗的一支主流。特别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使整个华北转入了战火纷飞之中，而南方则相对地处在安定的环境之中，加之青原与南岳这两系禅的宗匠们又能互相奖掖，同心戮力以湘赣地区作为丛林的大本营，在这一带开创丛林，弘传禅教，从而开创了一条中国禅宗的金光大道。

　　　　一、青原与南岳法嗣略述

　　（一）青原禅系略述

　　对于青原行思禅师（？—公元七四零年），《祖堂集》有比较简略的传记；《宋高僧传》对他也有记载，但是将他的传记附在北宗义福的传记之末；到了《景德录》卷五才把他的传记摆在比较显要的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行思的门下出了希迁这样的法门龙象有关。行思俗姓刘，吉州安城（今江西吉安县）人，幼年出家，他的禀性沉默少言，《景德录》卷五说：“每群居论道，师唯默然”（《大正藏》五一卷二四零页上栏）。对于行思的参礼慧能禅师，《景德录》是这样记载的：后闻曹溪法席，乃往参礼。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什么？”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深器之。会下学徒虽众，师居首焉，亦犹二祖不言，少林谓之得髓矣。（《大正藏》五一卷二四零页上栏）

　　从行思的这个悟道因缘来看，他是一路向上，并无任何阶渐的，如此直了心疑，显然是直承了曹溪的风格。

　  行思在曹溪得法以后，便回到了他的家乡吉州，居青原山静居寺。在他离开曹溪时，慧能禅师对他是这样付嘱的：“一日，祖谓师曰：‘从上衣法双行，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授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竞争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大正藏》五一卷二四零页上栏）这些文献不见成书于晚唐时的《祖堂集》，也不见于成书于北宋的《宋高僧传》，而到了《景德录》则大书特书，自然难免不引起学界的怀疑。但不管如何，行思在中国禅宗史上应当是确有其人，他的得法于曹溪也应当是确有其事的。[一]再看《宋高僧传》，它对于行思的记载虽然十分简略，而且也是将他附属于义福的传记之末，但它始终不否认行思是六祖的高足。《宋高僧传》说：“（行思）往韶阳见大鉴禅师，一言蔽断，犹击蒙焉。既了本心地，只叠告还，复吉州阐化，四方禅客繁拥其堂。”（《大正藏》五零卷七六零页下栏）综上可知，行思非但是出自于六祖的门下，而且他一生的最大的成功恐怕也是因为接引了像希迁这样的高足，他在对希迁印可时曾这样说：“众角虽多，一麟足矣！”（《大正藏》五零卷七六四页上栏）可见，行思一生的行业，全寄托全在希迁身上了。行思禅师在禅门中一生虽然不似神会那样南北奔走，舌战北宗，但他在禅修的见地上就未见得比神会低。《景德录》行思本传载有神会参礼行思的事迹，颇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荷泽神会来参。师（行思）问曰：“什么处来？”会曰：“曹溪。”师曰：“曹溪意旨如何？”会振身而已。师曰：“犹有瓦砾在。”曰：“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否”师曰：“设有与，汝向什么处着？”（《大正藏》五一卷二四零页中栏~下栏）在这里，神会的振身（犹有身见在），毕竟被行思勘破了，足可见出他与行思之间“十里行程较一程”来，可见六祖当年说神会为“知解之徒”，也确实是知徒弟莫若师的。此外，行思接机时的“庐陵米什么价”等语，貌似答非所问，也正是行思破斥学人执持佛法大意的殊胜之处。这些简略的材料，便足以说明行思在接机上是不失为曹溪高足的。行思一生可供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我们仅知道他一生最大的成功是接引了希迁这样的门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零年），行思在本山圆寂，直到唐僖宗时（公元八七四年~公元八八九年），李唐王朝才给行思赐谥弘济禅师，塔曰归真。

　  与神会、慧忠、玄觉这一批曹溪门人相比，行思的确要显得默默无闻一些，但到了行思的第二代石头希迁那里，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对于石头希迁禅师，笔者早在六年前就作过比较详细的探索[二]，在这里只能作些比较简略的介绍。关于希迁禅师，《祖堂集》卷四、《宋高僧传》卷九、《景德录》卷十四以及《五灯会元》卷五等书均有其传记，他与马祖道一一起，被誉为湘赣丛林的二大士。希迁禅师（公元七零零年~公元七九零年）俗姓陈，端州高要（今广东省肇庆市）人，他与慧能禅师一样出生在南方那个当年不大开发的地方。据《宋高僧传》所载，希迁在母腹中，其母就不喜欢荤腥，希迁出世后有许多奇祥殊异之事，他“虽在孩提，不烦保母”（《大正藏》五零卷七六三页下栏）。相传希迁在少年时，其母携他到佛寺中礼佛，希迁礼毕，瞻望久之，说：“此盖人也，行仪手足与人奚异？苟此是佛，余当作焉。”（《祖堂集》卷四八九页，湖南岳麓书社一九九六年版）这大概昭示了希迁后来必然走上人生的慧业之路。在希迁少年时，他就对他家乡的鬼神淫祀十分反对，并大胆地破除了这一陋俗，这在《宋高僧传》与《祖堂集》等书中都有记载。《宋高僧传》曰：“其乡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祚作圣望。迁辄往毁丛祠，夺牛而归，岁盈数十，乡老不能禁其理焉。”（《大正藏》五零卷七六三页下栏）而《祖堂集》卷四谓“亲党之内多尚淫祀，率皆宰犊以为福佑。童子辄往林社毁其祀具，夺牛而还，岁盈数十，悉巡之于寺。自是亲族亦修净业。”（《祖堂集》卷四八九页，湖南岳麓书社一九九六年版）二者所载大同小异，但我们通过这些记载，似乎可以见出希迁对于民间的那种原始神灵崇拜是非常反对的，这自然也会促使他朝着人生心性彻底解脱的道路迈进。希迁的修学历程比较曲折。他的家乡去曹溪不远，因而希迁在少年时便到了曹溪，亲蒙六祖教诲。《祖堂集》载六祖一见希迁便十分高兴，“再三抚顶而谓之曰：‘子当绍吾真法矣！’”（《祖堂集》卷四八九页，湖南岳麓书社一九九六年版）希迁由是在曹溪落发离俗。这在希迁的那首表现他南岳住持的法喜之作的《草庵歌》中，也有“遇祖师，亲训诲，结草为庵莫生退”的句子。《宋高僧传》也载六祖当年握着希迁的手笑着说：“苟为我弟子，当肖。”（《大正藏》五零卷七六三页下栏）但十分遗憾的是当希迁还只十四岁时，六祖便已宴尔迁化了，是时希迁还未受具戒成大僧，只是一个小沙弥。也因为如此，希迁才在六祖生前请教百年之后当依何人，六祖当年也给希迁留下了“寻思去”的遗诫，希迁这以后才去吉州找行思开示的。希迁在去吉州之前，还有过一段“上下罗浮，往来三峡间”的上下求索的经历。直到开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才在罗浮受具戒。[三]在此之后，希迁也曾经有过一段毗尼的修习，但《祖堂集》谓他对戒学并不十分赞赏，他认为：“自性清净，谓之戒体；诸佛无作，何有生也？”（《祖堂集》卷四八九页，湖南岳麓书社一九九六年版）此后的希迁不再拘小节，也不尚文字，但他对于一部《肇论》却是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的，这在各种文献中均有记载，而且这部《肇论》对于天皇下的云门与法眼等子孙，在禅学思想上曾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