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湘赣丛林坚持了始自双峰、黄梅的农禅作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发建设湘赣丛林，坚持走曹溪的“自作自成佛道”的道路，这无疑也是湘赣丛林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农禅作风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我们在第二章中就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到了曹溪，此风正被继承，而发展到了二大士这里，这种作风便更加发扬光大了。从石头的铲草等作务，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二大士门下此风正盛。到了后来，特别是马祖门下的百丈、南泉、沩山等道场的农禅之风，则更加令人叹为观止了。农禅到了百丈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在《景德录》卷六中百丈的本传末附有《禅门规式》，其中就有“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务，谓之寮舍，每用首领一人，管多人营事，令各司其局也”（《大正藏》五一卷二五一页上栏）的记载。可见，农禅在百丈时已经形成了制度，通过劳作而开悟者也渐渐出现了，比如那位闻鼓声而笑着回去吃饭的禅徒便得到了百丈的印可；又如香严智闲是在从事芟除野草而抛石击竹，从而闻声而悟的；再如沩山是因拨火而开悟的；此外如《灯录》中所载的沩山、仰山等人的割稻、采茶等作务，都被后人列入了参禅悟道的话头；还有药山的栽菜、石霜的筛米，尽是禅家机锋的体现。这种将农作与禅修融为一体的作风，实在是中国禅宗形成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中国禅宗的一种宝贵精神。

    以上五者是我们对于湘赣丛林成功的一个初步省思，也是对中国禅宗正式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历史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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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青原与南岳两系禅在后世的弘传，基本上是互相补裨、互相奖掖的。尽管后世（北宋时期）曾经出现了天皇的法嗣之争，那毕竟只是和睦丛林中的一个小插曲。后来，当青原下的曹洞宗传至大阳警玄时，因法门择器不就，他临终时还曾委托临济宗的浮山法远代为传灯，由法远将警玄的顶相、皮履、布裰交给投子义青，完成曹洞宗的法统交替。

　　[二]关于《祖堂集》中所引用的那段《肇论》的原文，见于《肇论·》，其文如下：“夫至人空洞无象，而万物无非我造，会万物以成已者，其唯圣人乎！何则？非理不圣，非圣不理，理而为圣者，圣不异理也。”

　　[三]  《五灯会元》卷三《法常传》载：“大寂闻师住山，乃令僧问：‘和尚见马大师得个甚么，便住此山？’师曰：‘大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曰：‘大师近日佛法又别。’师曰：‘作么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师曰：‘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曰：‘梅子熟也。’”在《景德录》卷六的《马祖传》载：“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师云：‘为止小儿啼。’僧云：‘啼止时如何？’师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师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师云：‘且教伊体会大道。’”这些，都是马祖的那套“即心即佛”的理论的开示。

　　[四]据学界的考证，石头门下的天皇法嗣之争，是北宋时期临济宗僧人达观昙颖挑起的。在北宋时期，云门宗的法脉非常兴旺，昙颖为了争夺法统地位，挑起了这场法脉之争。具体的作略就是杜撰两个道悟禅师，其中一个是天皇道悟，属马祖门下；另外一个是天王道悟，属石头门下。这样石头门下的云门与法眼两个宗派就划入了南岳系了。但这种做法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特别是天皇的子孙云门与法眼两家，他们自己都承认自己是石头的儿孙，而后人却硬要将他们改属南岳，实在是无谓以极。时至今日，还有学者抓住北宋年间所杜撰的那两个伪碑，非要将石头一系禅给抹煞不可，实在是毫不可取。殊不知在清人编纂《全唐文》时，北宋所伪造的那两个碑文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掌故，清人编辑唯恐遗漏，故一并收入。后人不察，徒以伪造的碑文作为依据，反而漠视那么多的宗门史料，这实在是一种遗憾。     

　　[五]在《全唐文》卷五三六中，仅仅收录了唐伸的《药山碑铭》一篇，这显然是一篇既不负责任的文字。作者用了相当多的文字说明碑铭的写作缘起，其中提到碑铭是受药山的门人邀请而作，但这个门人究竟是谁？却没有最基本的交代，此其一。其次，碑铭说药山的门人先去找崇敬寺的大德，至于这个大德究竟是谁，从文章的“自兴善宽敬示灭”一语，似乎可以揣测是马祖门下的兴善惟宽了。而这个惟宽又是唐伸的“从母兄”，那么，他受人请托作文的痕迹便已经昭然若揭了。我们由此也不难想象出在马祖与石头圆寂之后的第二代禅师那里，特别是在曾经显赫一时的马祖的京中弟子那里，很可能挑起了青原与南岳两派的一些不和。在唐伸的碑铭中，非但否定药山与石头的法脉传承，甚至连出入药山门下参禅问道的李翱，也被说成“未有及其门阃者”。众所周知，李翱因参药山有得，遂撰写了开宋明理学先河的《复性书》，他难道也不若唐伸吗？再说，药山的门人究竟是哪些人？在碑铭中几乎没有涉及，像这样极不负责任的文字，难道还足以采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