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祖的示寂，各本所载不一。《祖堂集》卷十四说他是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年）迁化，而未具其春秋；《宋高僧传》卷十谓道一于大历年间戊辰岁（公元七六八年）圆寂，享年八十，则可上推道一出生于永昌元年（公元六八九年）；《景德录》卷六说道一于贞元四年（公元七八八年）圆寂，而未具其春秋。这三种记载，以《祖堂集》与《景德录》之间比较接近一些。马祖一生辗转弘化于江西各地，他的禅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禅法简捷明快与禅教作略灵活，因而在江西一带集结了相当多的禅众，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禅门领袖。据《祖堂集》卷十四所载，马祖门下有八十八人出现于世，及隐道者莫知其数；《景德录》载马祖“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大正藏》五一卷二四六页中栏）。另一方面，马祖在江西弘化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还与他调融了禅宗与地方官吏之间的关系分不开。为马祖撰写《碑文》的权德舆，自称“往因稽首，粗获击蒙”，“已被清凉”。史称权德舆在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早年从江西观察使李兼府为判官，又为裴胄辟为幕僚。李兼是道一禅系的支持者，裴胄是信奉佛教的宰相裴宽之子，他曾出任过江西观察使。还有裴宽另一个儿子裴谞，他历任虔州（江西赣州）、饶州（江西波阳）等地的刺史，曾“坐所善僧抵法，贬阆州（四川阆中县）司马”，他对道一禅系的支持肯定是很大的。还有一个路嗣恭，他于大历六年（公元七七一年）出任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以“善理财赋”闻。大历八年（公元七七三年），路嗣恭兼岭南节度使，他平复哥舒晃的广州之乱，主要是采用了“流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西在安史之乱期间，曾一度是流民乐于涌入的地区。路嗣恭对于道一“舟车旁午，请居理所”，是非常礼遇的。也许路嗣恭对于道一的如此尊敬，还与因藉道一的声望以稳定江西境内的流民这一目的有关，这也许成了道一的一生辗转于江西各地道场以弘化的原因之一。

　　此外，马祖在江西的弘化成功，恐怕还与他的某些神异因素有关，《祖堂集》卷十四《马祖传》载洪州大安寺主善讲经论，他“只观诽谤马祖”，便招致了夜间鬼来索命，这位座主最后只好躲到马祖门下才获救了。在《祖堂集》中，这个故事的情节还比较丰富，我们不可能细说，但它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马祖在当地的声望非常高，从某种角度上讲，似也与这种神异的本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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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祖堂集》卷十四谓道一为“汉州十方人”，《景德录》卷六作“汉州十邡人”。十邡在今四川省十邡县。

　　[二]  以上对马祖的二十八处道场的考实，参考了明栋《马祖道一大师在赣弘法圣迹述略》一文，见河北省佛教协会《禅》一九九六年三期。

　　　　二、  对湘赣禅林成功的思考

　　湘赣道场是曹溪慧业中最为成功者，她肩负起了弘扬曹溪慧业的历史使命。那么，湘赣道场成功的原因何在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重要的禅史课题。

　　首先，青原与南岳二位大德及其门下的二大士（希迁与道一），他们坚持了始自双峰、东山以来的“大厦之材，本出幽谷”的弘教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于禅林地域的选择上。在这方面，他们没有走神会北伐的那条道路，也没有选择慧忠那条到皇宫弘教的道路，而是继承了东山法门与曹溪道场的卜居丛林的原则，选择了比较远离政治中心的湘赣这个地域来作为他们弘教的基地。湘赣地区在李唐时期毕竟属于远离两京中原地区的蛮远之地，安史之乱前后，这里一直是京城放臣们的置散之所，例如白居易的贬九江、柳宗元的贬永州，都是放在湘赣这个蛮荒之地。而在安史之乱爆发时，两京与中原地区成了烽火不息的战场，四川也曾一度成了第二政治中心，而湘赣地区则安然无恙地处在战争的大后方。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弘传禅教，只要与地方官吏之间的关系调整得当，便有许多弘法的优越性，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下修学的禅侣完全可以把自身的心性解脱放在首位，而大可不必受来自皇家钦定的条条框框的左右。加之当年湘赣地区的丛林环境也很适合于禅修，这一带不但远离了政治的尘嚣，而且也远离了法门正统的争夺，更兼这一带的山水清秀、土地肥沃，只是在李唐时期尚未开发而已，这些优越的自然环境无疑成了禅侣们幽居修道的圣地。可见，五祖的卜居东山、六祖的弘法曹溪，到青原与南岳的湘赣道场的建立，都遵循了远离政治尘嚣、保持禅林清净修行环境的这样一个原则。他们不企求来自于帝王家的“丹书铁券”的诰封，也不企盼最高统治者赐谥美名（事实上青原与南岳两系禅的禅师们都是在圆寂后数年、或数十乃至百余年后才有追谥的），而只图了脱眼前的生死大事。处在这种道场中，禅侣们自我解脱的意识强化了，外境尘缘的攀缘自然也减少了，丛林中互相拉班结派、互相倾轧的情形自然也不见了，这便是对当年弘忍禅师选择“幽谷”卜居成功经验的再度检验。

　　其次，我们曾经说过，东山法门的成功乃是因为东山称得上是一座大型的丛林学院；曹溪道场的成功也是因为曹溪是一所培养禅师的大丛林。那么，湘赣道场也不例外，当年的禅侣们在江西与南岳之间往来憧憧，都认为如果是“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见《宋高僧传》卷九二零九页所引刘轲语，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版），我们由此可以想见二大士门下当年的禅侣之盛。今据《景德录》卷十四所载，希迁的门下就列出了二十一人的名单，其中有十三人具有机缘语。在这十三人之中，就有天皇道悟与药山惟俨这样开一代时教的大德在，其中天皇一系下出云门、法眼两宗，药山下则开曹洞一宗。其法嗣绵延不断，亦云伙矣。除此以外，石头门下还有从选官路上转向选佛场的丹霞天然禅师，也有得到唐顺宗青睐的尸利（《祖堂集》作“尸梨”）禅师，还有弘教于潮州、与韩愈颇为友善的大颠禅师。其余如兴国振朗、招提慧朗、大川、石楼、华林、水空等禅师，都曾各为一方法主。

　　在马祖门下，则更是僧才辈出，济济满堂。查《景德录》卷六，收有马祖门人三十人、卷七收有马祖门人四十五人、卷八收有其门人四十五人，合起来就有一百三十八人；其中具机缘语录者，卷六有十三人、卷七有十八人、卷八有四十三人，合起来共六十四人：真可谓是僧才满堂了。也因为马祖的禅法简捷与禅教作风灵活明快，因而其门人也各具个性，在各地大阐玄猷。其中有的门人弘教京师，说法王宫，成了国师法主，例如兴善惟宽、章敬怀晖、鹅湖大义与如满等门人，他们进入了京师，跻身为国师。虽然这一类马祖门人在后来的灯录中被人们逐渐地淡忘了，但他们当年在京师弘化，将洪州禅宣传到了帝王家，使洪州禅得到了帝王的认可，这便为后世的洪州禅的弘传取得了一个合法的政治生存空间，这一客观作用我们是不必抹煞的。我们且看白居易《传法堂碑》中所记的惟宽事略，即可知其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