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敏师（纪元1875～1947），俗姓周名春木，童年投台南开元寺，依妙谛上人祝发出家，二十一岁（即纪元1895年）求戒于鼓山涌泉寺。归台后，驻锡台南开元寺弘法有年。于民国前4年（纪元1908年）率领其高足永定和尚等，振锡于大岗山，[5][5]　中兴大岗山佛教圣地，重建超峰寺等数处道场，此为大岗山本山法派之由来也。[6][6]

　　本圆师（纪元1882～1947）俗姓沈，基隆市人。十六岁时（纪元1897年）拜基隆清宁宫住持释元精为师，纪元1898年善智、妙密二师回台于清宁宫弘法，本圆与善慧二师同时亲近之。1900年得戒于鼓山涌泉寺振光老和尚座下；1908年返台；1910年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宝海师圆寂，接任凌云寺住持，后发展成北台湾三大道场之一。[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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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圆师（纪元1882～1946）字印如，俗姓魏，名松，嘉义县店仔马稠后人。光绪25年（纪元1899）18岁归依龙华佛教，同38年（纪元1905）礼开元寺住持玄精师为剃度师，翌年纪元1906年与捷圆师同往鼓山涌泉寺得戒于妙莲老方丈。住涌泉寺1年，后游学于泉州崇福寺，宣统元年（纪元1909）回台，大正10年（纪元1921）8月，继任开元寺住持。[8][8]

　　捷圆师（纪元？～1948），俗姓周名狮，台南市安南区海尾人。13岁礼玄精师出家，纪元1906年与得圆师同往鼓山涌泉寺受戒，宣统2年（纪元1910）回台之后，于大正5年（纪元1916）任台南竹溪寺住持。[9][9]

　　照圆师俗名杨庭，二十五岁时，往福建省闽侯县鼓山涌泉寺出家。昭和6年11月回台。（《南瀛》卷11之4，页49）

(二)、灵泉寺系统者：
　　善智师字常慧（纪元1852～1906）俗姓胡名阿红，基隆市草店尾人，三十八岁以前，仍拜在基隆当地龙华教派掌教，也就是代明宫源斋堂张太空普汉为引进。光绪17年（纪元1891）39岁，与同参参妙（妙密？）同往福建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礼景峰老和尚为师。……纪元1898年相偕回台湾，驻锡基隆市玉田街奠济宫（俗称圣王公庙）的后殿清宁宫。纪元1904年，带善慧、善性等多人往福建鼓山涌泉寺受妙莲老和尚之具足戒。[10][10]

　　善慧师（纪元1881～1945）俗姓江名清俊，基隆市人。纪元1896年，随其母归依龙华佛教，拜基隆市代明宫源斋堂张太空普汉为引进　纪元1904年二十四岁，由善智师引导至鼓山，礼景峰和尚出家，法名常觉，并受具足戒，嗣即返台，弦开法化，与善智师同受时人誉为台疆二甘露门。善智师圆寂后，负起兴建灵泉寺之责，后使灵泉寺成为北台湾三大佛教道场之一。[11][11]

　　德馨师（纪元1882～1952），俗姓邱名妈盛，基隆市人，纪元1900年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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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依善智师出家，纪元1906年得戒于鼓山涌泉寺妙莲老和尚。[12][12]　大正15年（纪元1926）10月10日继前住持林妙元之后就任台北宝藏寺住持，昭和5年（纪元1930）任灵泉寺住持之职，昭和7年（纪元1932）为基隆市宝明寺副住持，同10年（纪元1935）为汐止街静修院主任，13年（纪元1938）兼任士林街启明堂管理。[13][13]

　　德融师（纪元1884～1977）俗姓沈名阿番，纪元1900年十六岁时皈依龙华斋教，为源信堂的信徒。1907年依善慧师出家，该年赴鼓山涌泉禅寺受具足戒。因精通日文，故为灵泉寺善慧师与日本总督府或在台曹洞宗沟通的桥梁。1908年赴日留学，1909年入曹洞宗第一中学林读书，可惜因灵泉寺的需要，中途辍学返台，辅助善慧师在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校务推广等的工作，贡献很大。昭和13年（纪元1938）奉日本曹洞宗管长之命，任灵泉寺住持。[14][14]

(三)、法云寺系统者：
　　妙果师（纪元1884～1963）派名腾悟，号西来，中坜郡安平镇人，纪元1902年十九岁依觉力师披剃出家，二十九岁大正元年（纪元1912）4月8日得戒于鼓山涌泉寺的振光老和尚，大正2年（纪元1913）迎请鼓山的觉力师来台，共创苗栗大湖郡下法云禅寺，大正5年（纪元1916），创建圆光寺于中坜。[15][15]

　　妙吉师（纪元1903～1930）派名腾照，号瑞祥，新竹州人，大正6年（纪元1917）出家于法云寺礼觉力师为剃度师，大正10年（纪元1921）得戒于鼓山振光老和尚。后游学于闽南佛学院，华严大学，大正14年（1925）毕业返台，旋赴东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返台后热衷于各地从事演讲。[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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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常师（纪元1900～？）派名今圆，新竹关西人，大正4年（纪元1915）十六岁投大湖法云寺觉力长老门下，礼达圣师出家，大正8年（纪元1919）得戒于鼓山振光老和尚。后留学于闽南佛学院，昭和8年（纪元1933）为台中后里毘卢寺的嘱托教授，着有《佛学浅要》一书。[17][17]

　　以上列举诸师往鼓山涌泉寺受戒及往闽南佛学院留学的史实，其前往鼓山的年代，约在妙莲地华至振光古辉任方丈，纪元1854年至1924年，[18][18]　正值清末民初的时期，而诸师前往鼓山的目的，可说大都是为了受戒取得僧侣的身份，为什么？因为此时台湾佛教界还没出现有足够条件传戒的道场。关于这一点，《报告书》中云：

然元来台湾无传法授戒的大道场，凡本岛僧侣之上乘者，皆以游鼓山而彼等亦不致敢想说法布教，只依样于龛前看经礼拜而已。然彼等多数严守持斋，不娶妻，慎嫖赌，不违戒律这些方面是远在内地（指日本）僧侣之上。（页72．自译）

又云：

想记述台湾僧侣，到福州鼓山接受戒牒的状况。台湾人而想成为有相当地位的僧侣者，必定要赴福州鼓山受戒，得到僧侣的资格。这在现时的制度里，身为台湾僧侣，是因非得要这样资格的公认不可，不如此的话，难以得到世间一般信徒的信赖，留锡鼓山者三年为一期。一年沙弥戒，二年比丘戒，三年而成菩萨戒。修行无过失者，惯例是一年进一阶，三年满时允许退山。三年后授戒圆满者，称之为和尚，取得住持的资格。还有想成为大和尚者，不可不再进一级。授戒费约要四、五十圆，其时期定为每年阴历四月八日及十一月十七日二次，豫先于鼓山涌泉寺广告之，所有的初出家僧等参集之。授戒行状日数是七日，而于此间，教导僧侣该有的行为二百五十戒。最后一日称为授戒记，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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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上点了三个乃至十二个炙。……还有在授戒中，想当戒元及都戒元者，必须招待同期的受戒者。又想作大和尚者，必须公布奉献五百圆的净财。因为不堪于负担其费用的缘故，得此等称号者，极为稀少。（页72～73．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