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报告书》是出版于大正8年（纪元1919）3月，而此《报告书》是因大正4年（纪元1915），台湾发生了西来庵事件。由于此事件与在家佛教即斋教有密切关连，因此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旧有的宗教，实施全面的调查而作成的《报告书》。[19][19]　因此《报告书》的内容，实足以反映大正时代以前台湾宗教的实况，当然也包含佛教在内。依据《报告书》的话，可以知道当时台湾尚无传法授戒的道场，台湾僧侣想取得僧侣的身份，只有选择到鼓山去受戒。不用说，这些到鼓山去受戒而回台湾的僧侣，其身份地位自然与众不同，除了较易取得社会大众的信赖之外，也是能身居住持地位的保证。曾景来氏在《台湾宗教迷信陋习》开元寺物语[20][20]　中说：「据闻大正7年释传芳师辞退住持的职务为止，开元寺的历代住持都是于福建省闽县鼓山涌泉寺受戒修学的。」（页330．自译）

　　又从笔者上述所列举的诸师略历来看，传芳师时代以后的开元寺历代住持以及与开元寺有联络的重要寺院如大岗山超峰寺、竹溪寺的住持，都是到鼓山受戒的。此外灵泉寺、法云寺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如此的情况正也告诉我们，当时台湾佛教僧侣并不是人人出家之后，都能经历戒场生活的。一趟鼓山之游，除了要旅费之外，尚须四、五拾圆的受戒费，当时四、五拾圆可不是小数目，可能不是一般出家僧侣能负担得起的。或许是如此的情况，形成台湾佛教僧侣中有外江僧、长毛僧、香华僧、长毛僧道士的不同身份。这些僧侣的身份名称，是代表什么呢？在此先依增田福太郎氏[21][21]　的《探访记》介绍于下：

台湾僧侣中有外江和本地之别，外江僧侣者，是言在支那的大丛林里修行过的人，是住在寺庙，菜食无妻。但本地的僧侣者，是在台湾修行的，可分为出家僧、香花僧、长发僧。长发僧普通也叫长毛僧是辫发的俗人，参与丧葬仪式者，肉食带妻，住于市井，一名叫僧士，多属漳州人系统。（页10．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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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报告书》中，也作了如下的介绍：

台湾僧侣中，有外江和本地之别，云外江的僧侣者，是在支那大丛林修行过的人，致于说本地的僧侣者是在台湾修行的人。……长毛僧又叫长发僧，或对沙门而称缁门，对道士叫僧士，多属漳州人系统。（页96．自译）

长发僧住于市井，应众庶之请托，行葬仪或当祭仪作当事者的补助。（页76．自译）

　　根据举《报告书》及《探访记》，可以知道外江僧者，是指的曾到中国大丛林参学过的僧侣，不过实际上是指的到鼓山受戒参学或来自鼓山的僧侣及其子孙而言。依据李添春氏的说法：「日本领台前后，来自对岸福州鼓山寺的僧侣，频繁地来往于台闽之间，现在散住在全岛各地的僧侣，大部份是在此时渡台僧侣的子孙，其人数约有三四百名之多。」[22][22]　再由李添春氏借用《南瀛》卷5之4，页61，总督府自大正15年至昭和元年调查结果的总计表，是专指外江僧来看，可以知道昭和元年末的外江僧人数计有409位，而其分属于五大寺院，即台北凌云禅寺、基隆灵泉寺、新竹法云寺、台南开元寺、高雄超峰寺等，此都是福州鼓山的末派。[23][23]

　　至于长毛僧、香花僧，说是属于本地的僧侣。所谓本地的僧侣，我想是指的没有力量到对岸去受戒参学的人，其人数也依上述总计表的话，总计有324位。比外江僧来说是少了一点，但也不少。这些僧侣的工作，长毛僧已如《探访记》、《报告书》中所述，至于香花僧，李添春氏介绍说：「所谓香华僧者，本岛人僧侣，这一类的人，虽住寺庙，但基于寺院财政都被管理人掌控，出家人在衣食上也感到不自由的情况之下，无暇研钻佛教教理，只孜孜于为俗人祈祷引导，遂致如道士似的成为职业化。」[24][24]　依李氏的介绍，香华僧，也就是今日我们一般所说的经忏僧。也如《报告书》中所说：「只能在本岛依师僧读诵《禅门日诵》或《日课便蒙》之文，学习普通仪式的本地僧。」（页74）。虽说外江、本地，而实际上的差别，只是在于有否受戒而已。没有能传法授戒的道场，这在台湾佛教界而言，表示它未能完全独立，必须仰赖鼓山而生存，当然发展也受了影响。不过如此的情况，到了大正时期，出现了改观的环境。这是由于大正6年曹洞宗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成立；临济宗妙心寺派于大正7年也创办了镇南学林；净土宗也在大正8年4月，开设台南学堂于台南，对台湾僧侣实施宗门的教育（《报告书》页75）。这三所宗门学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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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虽有镇南学林合并于台湾佛教中学林，而且中学林也改制，逐渐成为以一般人民子弟为对象的学校，但其创校初期所发挥的功能，委实不能忽视。[25][25]　还有南瀛佛教会成立之后，在各地举办的讲习会，也是提升台湾佛教僧侣素质的要素之一，这些因素促使台湾所谓五大寺院，逐渐有能力应时举办传戒大会。这也就是说，在日本领台之前，台湾僧侣中稍具有知识身份者，除了少数的例外之外，均是受戒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或是来自鼓山的，如法云寺的开山祖觉力师。虽然这类人数并不多，但在日本领台之后，由于他们经常与日本佛教界人士接触，进而合作，加上他们与鼓山的关系也似不错，以至于有能力在台湾当地传戒。兹依相关史料，将当时五大寺院传戒的年代及相关事宜，简述于下。

二、朝向独立自主的台湾佛教
(一)、台南开元寺：
　　大正6年（纪元1917）12月17日开授戒大会。[26][26]

　　大正8年（纪元1919）11月开四众戒大会。传戒大和尚：传芳和尚字清源，号布闻。（大正8年《开元寺同戒录》）

　　昭和9年（纪元1934）冬，开元寺落成授戒。（开元禅寺授戒会记录）

台南开元禅寺去冬为弥勒殿及大讲堂等改备落成，所建七天传戒大法会。……12月16日（旧历11月10日）至24日（旧历18日）戒坛设在三宝殿后的法堂，堂中正面列传戒大和尚及羯磨阿阇黎、教授阿阇黎三大帐座，左右列尊证席位，下敷各戒子位的蒲团，坛前左边挂一片大红牌上面写的是法务时间及戒师芳名。……

经普净书记点名，比丘三十一人、比丘尼八十三人、优婆塞三十人、优婆夷一百零六人、四众合计二百五十名，由专圆当家师及复妙知客师引率，送进禅堂交开堂师领入安定位次。……[27][27]

慧云师〈大岗山龙湖庵万年簿序〉云：甲戌冬（纪元1934）台南开元寺落成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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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法会，走函邀余同助戒会乃得重游台湾之缘。[28][28]

(二)、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
　　大正12年11月11日首传三坛大戒，受戒者七百之众。（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同戒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