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静慈圆著 刘建英 韩昇译　《觉群》2005年第491页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密教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所在时期，日本汉文典籍的现状和《论语》的地位，明确空海作为该国最高学府明经道的学生，曾熟读《论语》。作者将空海收入其《性灵集》的文章大致分为30至40岁、40至50岁、50至60岁三大阶段，一一找出文章中引用《论语》的用例进行分析解读，探讨他对《论语》的深刻理解及其儒教思想渊源。由此得出空海对《论语》的认识程度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熟读背诵其内容词句上，而是达到了将《论语》思想即儒教思想在自己的思索中，通过文章自然流露表现的高度。深刻理解儒教思想，也是当时文化人的必备条件，通过空海文章对《论语》思想运用自如的情况，证明空海是当时文化人中的顶尖人物。
　　关键词：空海 《论语》 儒教思想
　　On Kukai’s thoughts derived from Confucianism
　　By Shizuka Jien, translated by Liu Jianying & Han Sheng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time of Kukai, the degree of Chinese scriptures in Japan, and the statu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fact that as a student of Japanese tiptop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Kukai used to perus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author divides Kukai’s articles that are collected in his book Spiritual Nature into three periods, that of from his age of thirty to forty, from his age of forty to fifty, and from his age of fifty to sixty. In the meanwhile, the author sorts out all the quotations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Kukai’s article, and analyzes and explains every one of them in order to explore Kuka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his thoughts that are derived from Confucius.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is analysis is that, Kukai’s understanding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as not just memorization of words and sentences, but reached a high level of incorporating Confucian thoughts in his way of thinking and expressing it spontaneously in his writing. It w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intellectuals of that time to acquire a deep level of understanding Confucian thoughts. Kukai’s fluency of adopting Confucian thoughts in his writing demonstrates that he was the most remarkable person of his time.
　　Key words: Kukai;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nfucian thoughts　　一般认为，弘法大师空海（774~835，以下简称空海）熟读《论语》。尽管如此，对于空海熟读《论语》的程度及具体情况，却没有相应的解释和研究，因此，笔者将明确阐述空海是如何领会运用《论语》的。空海方面的资料将以《遍照发挥性灵集》（以下简称《性灵集》）为例，也就是通过收入该书的文章探讨空海对《论语》的理解。　　一、空海当时的学制与《论语》　　首先，论述我国汉文典籍学及《论语》在空海时代的现状和地位。《论语》是在应神天皇十六年（285）从百济传入，故对当时日本是否有《论语》的问题无需赘言。
　　圣德太子不仅精通佛经，经书也相当精通。在他制定的《十七条宪法》（604）中，广泛名列《史记》、《汉书》、《诗经》、《书经》、《孝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论著，太子还任命小野妹子为遣隋使（607），派遣他前往隋朝开创日本与隋朝之间的国家交往。翌年（608）太子再次派遣小野妹子入隋，与此同时还派出高向玄理、僧旻、僧请安等八人到隋朝留学。高向玄理在32年后的舒明天皇十二年（640）10月回国，僧旻在隋唐两个朝代生活了24年后，于舒明天皇四年（632）8月回国。回国后，僧旻集中众多公子，于堂内为其讲授《周易》[1]与僧旻同时入唐的僧请安也在回国后，为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传授周孔之教。[2]在孝德天皇即位之年（645）的六月一四日，高向玄理、僧旻还被任命为“国博士”，[3]他们是我国最早被冠以博士头衔的两个人，这意味着官吏的教育机关开始组织化，也就是说当时引领学问的指导者，全部都是在唐朝学校最兴盛时期在那里留学，勤奋学习、学成归来的人。
　　古代的政治改革“大化革新”（645），是日本学习中国律令制度以建立中央集权统治体制为目标的政治改革。这种构筑国家政治框架的改革是以中国律令为基础，故当时不仅已经大量引进了中国的汉文典籍，而且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儒教作为大化新政官员、政治领导者的必备理论已经为人们广泛接受。创建于天智天皇时代的大学寮，在《大宝令》的指导下，也不断完善制度健全发展，而且在后来的学制改革中，学制与官吏录用紧密结合，组织结构也逐渐明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进入了奈良时代。
　　元明天皇的和铜三年（710），朝廷定都奈良，平城京是大规模模仿唐制建造的首都，在位天皇依次为元明、元正、圣武天皇。当时也涌现出吉備真備等人，以大学寮为中心、以儒教主义为基调的学术理论，在参与制定中央官制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了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孝谦、淳仁、称德朝代，佛教势力日益扩张，大学寮在佛教政治中越发显得委靡不振。接下来的光仁天皇（770~781在位）决心改变这种现象，光仁天皇在政策上为日渐衰落的大学寮注入活力，排除佛教政治。桓武天皇继承这种政策，并定都平安（794）。
　　进入桓武天皇（781~806在位）时代以后，作为官员政治制度上的机构大学寮再度呈现出繁华兴旺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时代空海诞生了。
　　下面介绍一下空海青年时期的大学寮是一种什么机构。
　　毋庸赘言，日本令制中的学制大体以唐制为基准。文武天皇时期，朝廷根据唐制制定律令，由于这些令制只有《大宝令》保存至今，所以现在只能依据《令集解》、《令义解》以及这些注释书的改订版《养老令》重现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框架。
　　在唐朝制度中，国子监下设有国子学、大学、四门学和律学、算学、书学共六学，其中前三学教授经学，入学者资格按阶级划分，不同等级分别进入前三学学习。与其相比我国的大学只有一校，等于将唐朝六学综合压缩成大学，大学寮涵盖六学内容。这种大学寮属于式部省管辖，其构成大致如下：[4]